历史上八大晋商为何集体覆灭?_晋商8大家

由网友 方於圆 提供的答案：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商业家族之一,其辉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和清朝时期。然而,在20世纪初期,八大晋商集体破产覆灭的事件也成为了当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具体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国内外形势不利。当时的国内外形势非常恶劣,中国战争频繁,政治和经济环境不稳定,西方列强的侵略也使得晋商面临着严重的市场和贸易压力。

2. 经营不善。晋商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往往会投资大量资金进行房地产和投机等活动,而忽视了对实业的发展和投资。同时,一些晋商在商业运作中存在贪污腐败、经营不规范、贷款风险过大等问题,导致公司经济状况持续走低。

3. 继承问题。八大晋商中的大部分创始人都是传统商业家族的代表人物,而他们的子孙们缺乏相应的商业才能和经营能力,缺乏家族企业的长远规划和管理经验,导致继承问题成为了晋商的致命伤。

综上所述,晋商的破产覆灭并非单一原因所致,而是历史、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种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事件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商业发展和家族企业继承等重要问题的反面教材,对今天的商业家族和企业管理者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由网友 公子无忌shy 提供的答案：

作为一个山西人,说晋商是一个特别痛心的话题！

不论现在的宣传,晋商是多么地诚实守信,票号什么怎么牛逼,但是都无法改变一个现实,那就是晋商的崛起,完全是借助了山西的地利。

因为山西长期是农耕文明和草原文明的交界,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群体,需要从中原获取大量生活物资,这才为晋商的崛起提供了根本。

频繁的边境走私活动,使山西商人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山西的商业活动,早在先秦时期就开始蓬勃发展起来了,不同于秦国的老农习性。

春秋时期的晋国、战国时期的三晋,都极为重视商业活动,将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国基础。

早期的山西商人,也是心怀家国天下的,比如汉朝的马邑大商人聂壹,向朝廷进献"马邑之谋"。

像隋唐的商人武士彟,从事木材生意,李渊在太原起兵后,武氏从财力上给予大力支持,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宋朝之后,晋商就开始走上歪路了,宋朝失去中原王朝传统的养马地,需要从辽国进口大量的战马,而辽国也需要大量中原的手工业品。

山西地处边陲,而且自古就拥有成熟的互市榷场,因此宋朝就在山西设置了大量的榷场,与辽人进行互市。

山西的商人通过宋辽的互市,获得了丰厚的收入,但是宋辽之间,时战时和,互市榷场也时常关闭。

山西进行边贸的商人,怎么能看着到嘴的肥肉丢掉了,于是开始了大量不受官府管辖的走私贸易,由此积累下了大量的财富。

明朝的政策福利,使得晋商快速崛起

晋商的大规模兴起,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规定,朝廷直接控制着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

商贾想要获得食盐的贩卖权,必须凭借"盐引",食盐的大规模生产经营在两淮,但是"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要求商贾必须将边军需要的大量物资,比如粮草等,输送到边军手中,换取"盐引",然后才能在两淮购买食盐进行销售。

这样的制度出来以后,因为边地都集中在北方,运输路途的遥远,已经边地的凶险,吓退了很多商人。但是这队伍长期活跃于边地的山西商人完全不是问题,山西就是边地重镇。

山西商人凭借不怕死、不怕苦的精神,投入到为明军提供军事物资的队伍中,由此获得经验食盐这样的一本万利的生意。

由此山西商人控制了粮食转运和食盐经营两项大宗贸易,明朝曾有流传,两淮的盐商十之八九都是山西商人。

山西商人以此为中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到明朝后期,山西商人的触角伸到茶叶、纺织业、药材等各行各业。

为了扩大经验的需要,山西商人也创造性的发展了类似现代股份制的东伙制经营模式,从此晋商成了举足轻重的商业组织。

满清入侵的开路先锋,晋商的每一笔财富,都饱含汉人的鲜血

因为经常为边军运输物资,晋商与边军形成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因此本该是帝国大门守护者的边军将士,开始为晋商出入边关,进入蒙古各部和辽东提供了方便之门。

另外,晋商在两淮的势力扩张,使其可以投入大量的资源,资助读书人通过科举进入明朝朝堂,成为他们走私牟利的保护伞。

终明一朝,有两大边患,一个是东南的倭寇,另一个就是北方的蒙古和后金的侵扰。这里面都有两大国家内部的势力在支持,一个是东南海商,另一个就是晋商。

努尔哈赤的后金势力兴起之后,从万历到天启,明朝一直都期望以经济封锁限制后金的发展。但是因为晋商的存在,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后金输送粮草等军事物资,甚至传递情报,协助后金击败明军。

皇太极时期,满清数次破长城而入,从河北、山东、河南等地,掠夺了大量财宝物资,但是这些东西都无法支持满清进一步军事扩张,毕竟金银不能当饭吃。

这时以晋商为首的销赃团伙出现了,他们从满清手中获得掠夺自中原百姓的金银财物,再从中原收集大量粮草军资,运入关外资助满清。

满清入关后,其野蛮人的习性,无法支撑大规模的用兵和南下统一战争,军事物资极其匮乏。满清对晋商进行招抚,顺治赐以介休范家范永斗为首的八大晋商为内务府"皇商",为满清提供军事物资。

满清军队南下之后,在江淮、四川犯下累累罪行,名为统一,实为抢掠。"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四川大屠杀"满清以残酷手段获得中原,晋商也成为战争另一受益者。

清朝建立后,晋商的地位持续上升,康熙对准格尔部的多次用兵,都是晋商为其提供物资,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保证清军的作战胜利。

整个满清王朝,社会的大量财富都掌握在满族、蒙古贵族手中,虽然汉族不断有人进入满清王朝高层,但是整个汉族依然处于被奴役和剥削之中,财富十分集中。

晋商的势力在这一时期发展达到了鼎盛,这其中依然离不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边贸。晋商以包头和张家口为基地,向关外掌握大量财富的蒙古、满清贵族提供物资,实现自己的财富暴涨。

北方军事集团衰落,湘军、淮军兴起,红顶商人被南方商人垄断

八大晋商一般是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侯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

虽然乔家、曹家、侯家等几家都经验票号生意,但票号是以储户的银两周转为基础的。晋商的票号兴旺,实质还是晋商群体的生意兴隆为基础的。

太平天国起义,彻底击垮了满清朝廷控制的满八旗、蒙八旗、汉八旗已经绿林军,以湘军、淮军等为主的各地团练军队成为清廷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

以左宗棠、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事集团,取代了北方军事集团,成为清廷的主要力量,清廷的军事开支也逐渐被湘军、淮军掌控。

这种情况下,依附于清廷的晋商集团不再是朝廷的主要合作商贾,以胡雪岩、盛宣怀为代表的新一代红顶商人,取代了晋商集团,成为政策的获利者。

就实际来说,晋商的崛起和鼎盛,完全离不开朝廷的政策扶持,随着清廷直属军队的衰败,满清贵族和蒙古贵族再也无法依靠特权,享受丰厚的财富了！

而依靠这些贵族特权强盛起来的晋商势力必然因为政策的转变而衰败,俗话说,因而什么样的优势获得强势,必然也因为什么而衰败,政策风向的转变打下了晋商衰败的基础。

洋务运动兴起,新兴资本主义经营模式成为市场主流,晋商的模式被淘汰

一般都是认为新兴资本主义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取代了晋商传统的票号经营模式,晋商在这过程中没有赶上时代潮流,因而晋商集体迅速衰败。

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绝不是最重要的原因,票号的衰败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晋商票号服务群体的银根匮乏,使得票号流动性降低,生意出现举步维艰。

另一个是晋商传统的经营区域,蒙古、东北、俄罗斯等地方,因为战争等不可抗因素,巨额的欠款无法收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银行的坏账超过了银行资产的数倍,破产成为必然,别说是转换模式经营,就是给他个印钞机都不行！

最后,作为传统的商人,晋商群体无法避免地具有传统思维,就是喜欢置办家产和土地,其实这种思维是所有国人都无法避免,现在房地产的兴盛就是明证。

晋商的做法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很不幸,他们赶上了千年未有的乱世和变革。在乱世中,土地房产成了最不值钱的东西,他们用大量真金白银换来的东西,最后一钱不值了。

假使晋商群体处于太平盛世,比如说现在,他们置办土地家产,恐怕依然可以延续富可敌国的财富吧！毕竟目前房地产行业仍然是国内最富有的行业,晋商难免又要富得流油了！

由网友 读书悟道 提供的答案：

近代史上的八大晋商通常指的是乔常曹侯渠亢范孔八大家,即祁县乔家、榆次常家、太谷曹家、介休候家、祁县渠家、临汾亢家、介休范家和太谷孔家。其中临汾亢家号称山西首富,资产达几千万两,主要业务在贩盐、卖粮食和开当铺。

八大晋商的集体覆灭与晋商帮的集体衰落基本是一致的。晋商崛起的根本原因在于与时俱进,而其最终集体覆灭的原因恰恰又在于没有与时俱进,正是应了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上图为剧照

晋商的崛起之路

晋商早在明清之前就已存在,最早可以追溯到奴隶社会,是中国最早兴起的商帮之一。山西的地理位置比较特别,传说中最早的部落联盟首领尧舜禹都在这里定都,首领们开明,领着大伙搞农业,也支持大家发展商业。

尽管晋商兴起较早,但成为明清时代举世瞩目的强大商帮还走了一段很长的历史。春秋时代的晋商靠着解州的盐池,和当时离政治中心较近的地理优势,走上了贩盐的道路。他们从晋南解州拿盐卖到当时的平阳、安邑等都城,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挖到了帮会的第一桶金。

有趣的是,到了明清时期,历史似乎又重演了一遍,晋商又遇到了相同的境遇。明朝洪武年间,为了防御北方瓦剌和鞑靼等游牧民族的侵扰,在山西北部等北方沿线设立了九边重镇以此进行防御。

由于九边重镇距离统治中心比较远,后勤补给成了大问题。为了解决前线官兵的粮草问题,朱元璋与晋商达成了一个协议,即山西商人负责向大同、居庸关等边关要塞输送粮草,作为交换条件,明朝政府则给晋商合法贩卖"官盐"的资格--盐引,这一举措史称"开中制"。

值得庆幸的是,晋商抓住了这个拓展机遇,从以盐业贸易为主转向多元化经营,实现了成功转型。从此,山西商人走出了关外,走向全国。

上图为征途中的晋商

由于关内关外的商品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再加上食盐生意的垄断性,还有晋商身上独有的崇尚关公诚信仁义的经商文化,以及经商多年的丰富经验,晋商很快聚敛了大笔财富,成为富甲天下的商帮。

到清代,他们利用康熙帝平定噶尔丹叛乱之机,随军做起了军事贸易,又一次得到了大发展。噶尔丹被平定后,清朝又开始大力开发北部边疆,建立了许多以北京为中心的边疆驿站网络,晋商又一次抓住开发边疆的机遇,由此把生意做到了蒙俄。

上图为晋商的一个家族

明末清初,中国商业得到了快速发展,长途贩运成为当时商业活动的重要特征。但是支付又成了一个问题,当时不像现在,各种支付手段应有尽有,出门一个手机搞定。那时候遇到大笔交易怎么办,推一车银子去交易,风险系数太高,晋商的票号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了。

清道光初年,晋商创办了票号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之后的100多年里,山西票号迅猛发展,盛极一时。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的时候,慈禧太后路过山西,向晋商筹措了40万两赞助费,后来还了一个人情,命令各省交给中央的款项全部由山西票号经手。

日升昌开办第一家票号

于是,山西票号几乎成了清朝的总出纳,承担的是国家财政部的职能。甚至连庚子赔款连本带息的9.8亿两白银,也是由票号来完成的。可以说,票号控制了大清的金融流通,甚至在日本开起了海外分部。

明清晋商垄断了中国的北方贸易,并涉猎了东亚和欧洲市场,经营范围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能够经营的物品。与此同时,晋商把持着全国的资金调度,可谓登上了发展的巅峰。

通过晋商的崛起,不难看出,具备了几个条件：其一,独特的地理资源和地理优势。其二,得益于一定的政治条件。其三,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面对时局的变化,能顺应时代的发展,快速找准定位。简单总结六个字：天时地利人和。

上图为银锭

晋商的覆灭之路

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这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实质上是行业发展优胜劣汰的选择结果。

清朝末期,尽管大环境战乱频繁,但却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我们看到晋商从早期的贩卖实体商品,不断的进化,逐渐演变为资本大户,充分演绎了资本积累的过程。

上图为户部官票一套

晋商后期的主要表现在票号,其主要业务为白银汇兑和存贷业务,以及不同成色的白银在折算中的差价。说白了,晋商在票号领域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官商结合。汇兑和贷款业务的大客户就是清政府,对政府的依赖性非常强。一旦政局不稳,票号的风险就大大加剧了,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还存在一个腐败问题,票号为了得到政府的存贷款,与官员的私下交易在所难免。据说乔家和曾国荃、九门提督马玉昆、湖广总督端方等有来往,官商勾结的目的很明显,在票号而言,将政府的钱存入票号从而放贷获利。在官员而言,获取个人好处费。但是双方都不设底线,也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上图为清代咸丰年间发行的纸币,左侧为"户部官票",右侧为"大清宝钞"。

传统文化对晋商的经营理念影响深刻,比如他们崇尚关公的诚信仁义,这在早期工业发展水平低的时期是一个优势,符合中国传统社会注重人治的法则。但是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西方先进文明的入侵,制度的先进性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对于一个行业,建立权责分明的现代管理制度显然更有利于行业的发展。

固守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缺陷就是保守,以自我为中心盲目排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中国市场,外资银行在中国广泛设立,深居山西偏远之地的掌权派们,并不了解世界的巨大变化,更谈不上学习外国银行先进的制度、经营理念和管理方式了。

乔致庸的汇通天下

1905年,"慈禧新政"实施,中国首家国家银行--大清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纸币,逐渐取代了白银作为流通货币的地位。也就是说,票号业最原始的作用被剥夺了。

1911年辛亥革命,清政府也亡了,官商结合的经营模式也划上了句号,清政府所债的巨款民国也不认,谁赔？票号自己吃掉。

在历史巨变的过程中,晋商帮没有再次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抓住时代发展的命脉实现再一次的转型,称雄商界500余年的一代商帮就这样被挤出了商界巨头的行列。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晋商积极的一面,也看到了晋商消极的一面,成也,与时俱进,败也,与时不俱进。

由网友 历史百小生 提供的答案：

晋商,是中国赫赫有名的大商帮！

尤其是大清时期,顺治皇帝亲封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八家为"皇商",正式拉开了晋商的百年辉煌大业。

山西这个地方,与内蒙交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王朝的边关,因此,边境贸易就非常的频繁。

隋末天下大乱,李渊在太原起兵,就得到了一个大木材商人武士彟（yue）的资金支持。大唐建立后,他位列"太原元谋功臣"之一,官至工部尚书,封应国公。

武士彟,如果你没听说过的话,那他的女儿你一定听说过,就是李世民的武才人,李治的武皇后,中国唯一女皇帝,武则天。

宋辽金时代,山西这个地方被设置了多个"榷场",专门来从事边关贸易,山西商人把中原的茶叶,丝绸卖给契丹人,女真人,把关外的皮毛,羊肉,山货进口到中原。

不过,这些都是小打小闹,晋商真正的崛起,要从明清时代开始算起。

明朝晋商：朱元璋的打工仔

大明建立后,蒙古人并没有被完全消灭,他们只是退出中原,退守大漠。

但是,蒙古人不甘心就这样在大漠里吹沙子,他们仍然怀念中原大地的繁华,怀念他们留在大都的宫殿,因此,他们时不时的会攻打过来。

为了防止蒙古人南下,朱元璋在北部边境,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设立了九个军事重镇,被称为"九边"或者"九镇"。分别是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偏头关、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九个边关,每天需要消耗巨大的粮食,这些粮食,本地解决不了,都需要从南方运过去。

为了鼓励商人们往边关送粮食,朱元璋规定,凡是往边关送粮的商人,都可以拿到"食盐经营指标"。在古代,食盐是政府专卖的,是一门暴利生意,能卖上官盐,那就相当于家里有了台印钞机啊。

山西的晋商,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首先争取到了这一笔生意,而这个制度,在明朝被称为"开中法"。

开中法分为三步。

第一步：保中。

就是先搞个"招投标",大明朝廷招标,各路商人投标,中标的人就可以揽到这门生意。中标后,就要按照朝廷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把粮食给运过去。

第二步：守支。

完成粮食运输任务后,晋商们就可以到朝廷去领一个"盐引",就相当于80年代的"批文",有了这个"批文",你就可以贩卖官盐了。

第三步：市易。

拿到批文后,晋商们就可以到两淮一带去买盐,或者就近在运城买盐,然后运送到朝廷指定的地点进行销售。

所谓"垄断出暴利",贩卖官盐,就是晋商挖到的第一桶金。

山西不是产粮地,大量的粮食要从山东,河南和江南运送,长途运输,运费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为了减轻这种负担,晋商开始雇佣农民,在山西境内开垦荒地,就地产粮。

这种做法,其实不新鲜,从秦朝开始,就有士兵在边关开垦土地,屯垦戍边,这种叫"军屯",而晋商的做法,是商业行为,被称为"商屯"。

人口的涌入,土地的开垦,商品的流通,让大同,平城这些边关城市渐渐繁荣起来。

尝到了这种"官商合作"甜头后的晋商,不甘心就这样为大明打工,就开始出资培养读书人,让他进入朝堂,为晋商们争取更多的商机。

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张允龄。

张允龄早年丧父,是母亲一手拉扯大的,15、16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走南闯北的贩卖货物,后来身家过百万。

他培养了一个好儿子张四维,嘉靖二十三年高中进士,进入翰林院,后来得到高拱的赏识,在张居正去世后,接任大明首辅一职。

隆庆年间,大明与北方的蒙古进行议和,结束了多年的对峙状态,双方开通边关贸易,九边的作用被削弱,也不需要太多的粮食供应了。

因此,"开中制"进行了改革,不再用粮食来换取"盐引",而是直接用银子来换,其实就是拿银子来买"买盐指标"。

卖盐是暴利,当然不止晋商一家盯着,以前晋商们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可以很方便的向边关供应粮食,以此来换取"盐引"。现在,这个优势没有了,只要给钱,谁都可以获得"盐引"。

因此,晋商获得的"盐引"份额也下降了不少。

不过,此时的晋商,也不在乎这点份额了,在多年的贸易生涯中,他们贩卖的商品已经扩展到其他品类,而且,他们交易的对象,也不再是大明的边关,而是关外的女真人和蒙古人。

随着商业资本的雄厚,晋商们不再满足于给大明当"打工仔",他们想谋求话语权,获取更多的政治资源。此时,已经在关外独立的女真人,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开始积极拉拢这些晋商。

清朝晋商：满洲人的合作商

万历四十四年,统一了女真各部的努尔哈赤,正式建立"大金",自称"可汗",定国号为"天命",发布了"七大恨"讨明檄文,正式打响了反明的枪声。

为了平叛,大明派出四路大军,与努尔哈赤在"萨尔浒"进行决战,结果,努尔哈赤以区区几万人,打败了明军46万人,一举奠定了"后金"在关外的地位,从此以后,形成了大明,蒙古,后金并立的态势。

边关大战,正常的商贸受阻,那么,民间的贸易走私就开始发展,晋商,再一次凭借着地理位置,获得了这个商机。

女真人长期居住关外,生活物资匮乏,必须的铁器,粮食,都要从关内运输,努尔哈赤与大明开战,正常的贸易被掐断,如果没有关内的物资支援,他们撑不过三五个月。

此时,晋商悄悄的与女真人建立了联系,把关内的粮食,铁器卖了出去。天命三年,努尔哈赤接见了16位在辽宁,抚顺经商的晋商,给了他们一大笔钱,委托他们到关内采购物资。

可以说,在大清与大明的战斗中,晋商就是大清的"后勤部长",源源不断的把物资给大清输送过去,甚至,他们还顺带贩卖"情报",把大明的军情,卖给女真人。

1644年,清军入关,占领中原,晋商的腰杆子也硬了起来,再也不用偷偷摸摸的做贸易了,为了感谢这些晋商,顺治皇帝还特意宴请他们,甚至要封他们当官。

但是,没有一个人敢答应,毕竟,他们的行为是"通敌与资敌",这种事儿,见不得光。后来,顺治就封他们为"皇商",隶属于内务部,专门做皇家的生意。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大皇商"。

大清的建立,晋商是有大功的,那就相当于是"大清集团"的一个小股东,因此,在大清朝,晋商的地位非常高,有什么生意,皇帝第一个想到晋商。

比如,康熙平准葛尔的时候,晋商范毓滨就承包了整个后勤生意,赚的是盆满钵满。从此以后,晋商获得了对蒙古,俄国的外贸生意权。

在大清朝廷的支持下。晋商开辟了一条从山西,跨越长城,到蒙古库伦,再到莫斯科,最终达到欧洲的一条商道,被称为"北丝绸之路"。

从明朝郑和下西洋后,大量的白银涌入中国,银子和银锭,成了商品交易中的"钱币"。但是,这种钱币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那就是很重,拿一两个银锭出门还是可以的,如果要大量采购物资,那光银锭就得带满满几大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镖局"就应用而生了。

但是,即便是有镖师的保护,这么多银子,难免会遭到山贼强盗的眼红,为了钱,这些人是敢拼命的。

当时在平遥县,有一个"西玉成颜料庄",生意做的非常大,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开有分号。

在北京分号当掌柜的"雷履泰",发现了一个现象,经常有同行来他们这里,存入一笔银子,然后到四川或者天津的分号再取现银。这个行为,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异地汇兑"。

一开始,是本着朋友之间互帮互助的原则,没有收取任何费用,后来,来办理这个业务的人越来越多,就开始收取一些手续费。雷履泰意识到,这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大生意。

回到平遥,他向老东家汇报了这个情况,成立了一个"日升昌"票号,主营汇兑业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嘉庆皇帝还亲笔题词"汇通天下"。

就这样,晋商从实业开始转型到金融业。

在日升昌的示范效应下,山西涌现出了一大批的票号,业务遍布全国,甚至还在朝鲜,日本,俄罗斯,东南亚开设了分号,开始汇兑全球了。

而且,在票号的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现代企业管理"的萌芽。

比如,出现了股东制,由几个大的晋商联合出资,共同发起成立票号；比如职业经理人制,老板只出资,不做日常管理,由专业管理人才来管理,而且,本家族的人,不能在票号中任职。

可以说,票号的出现,把晋商的发展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毕竟,玩实业,赚的是辛苦钱,玩金融,才能真正的赚大钱。

一开始,晋商票号吸引的,仅仅是一些大商人的资金,但是,这些资金毕竟有限,于是,晋商就把目光盯上了大清朝廷的国库。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大清的南方丢失,关税,粮税无法正常的转运到北京,这个时候,晋商的票号开始大展拳脚,他们在南方吸收大清的税银,然后在北京汇兑,方便了朝廷的同时,也数钱数到了手软。

从此以后,晋商的票号,就成了大清制定的"央行",所有的税款,库银基本上都存在晋商票号中,有国库税银在,晋商的资金流是相当的充裕,存款,提款,相当顺畅,从来没有拖欠,因此,晋商票号的名头也打响了。

正是因为晋商票号的名头像,大清各级官员们的不义之财,也都存在了晋商票号中。

能开票号的,也都各有后台,比如,蔚盛长票号的后台,是庆亲王奕诓；百川通票号的后台是张之洞；协同庆票号的后台是董福祥；大德通票号的后台是赵尔巽和庆亲王；三晋源票号的后台是岑春煊。

这些人,全部都是大清的"一号人物",权力中枢,跺一跺脚,都能让大清一哆嗦。

1900年庚子事变后,慈禧路过山西,乔致庸盛情接待,并慷慨的拿出30万两银子供慈禧花,他这笔投资没白花。

慈禧回到北京后,制定晋商票号为庚子赔款的承办人,全国各省上交上来的庚子赔款,都要送到晋商票号中。

甚至,在大清朝廷揭不开锅的时候,晋商票号还给朝廷贷款,光1911年一年,就贷给了朝廷1200万两银子。

可以说,晋商的发展,是与大清朝廷深度绑定的,大清兴,晋商兴,大清亡,晋商亡。

1912年,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大清亡了,民国上台了,晋商也快速的消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民国晋商：新时代的落魄户

进入民国以后,晋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能重现往日的光辉,也没能重演当年明亡清兴时候的故事。

关于晋商的消亡,有四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太平天国运动后,以李鸿章,曾国藩,张之洞等汉人大臣为主的官僚,开始占据朝堂的主要位置,他们大力发展洋务运动,开展新的实业,引入外国机器,设备,技术,人才。

在这个大的时代浪潮中,晋商没有及时转型,拥抱新的商机,而是固守旧业,不思进取,因此被新兴的红顶商人胡雪岩,盛宣怀等人替代。

这也难怪,晋商手中有票号,做朝廷的生意,躺着就把钱给赚了,谁愿意起来费那个劲儿。

第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大清与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除了赔款,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允许各国在中国经商,而且还免税。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开始进入东北,抢走了晋商在"北丝绸之路"上的茶叶生意。而且,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国船只可以随意进入中国的长江流域。

他们直接开着船到长江流域去收购茶叶,然后从上海出去,沿海北上,到天津卸货,然后再运送到欧洲,这个成本,可是要比晋商走陆路,要少很多。

时任两广总督刘坤一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就说：

"自（武汉汉口）江海关通商以后,俄商在汉口开设洋行,将红茶、砖茶装入轮船,自（长）江（天）津,由（天）津运俄（国）,运费俭省,遂将山西商人生意占去三分之二。"

从此以后,在中国的北部边境,中俄,中蒙之间的贸易,就由俄国人控制了,为此,他们还专门修了一条"西伯利亚大铁路",贯穿东西,承担运输功能。

第三,清末时期,外资银行开始进入中国,抢走了不少票号的生意。比如天津对上海每年有1000万两的棉纱款汇兑,以往都是由晋商票号承担,外资银行进来后立马抢走了500万两的份额。

1905年,慈禧搞新政改革,决定成立"户部银行"（中国银行的前身）,指定由晋商们来组建。

原本,这是晋商票号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机会,可是,晋商老板们看不清形势,居然决绝了朝廷递出来的橄榄枝。

这些老板们,常年居住在山西的县城里,对于外面的形势变化,没有深切的感受,但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票号总经理们,却是深有感慨。

他们对外资银行进行了深入了解后,发现中国的票号,已经是非常落后了,不能适应新的金融也的发展,于是,1908年,在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的带领下,众多的票号职业经理人一起联名要求老东家们,赶紧成立自己的"山西银行"或者"三晋银行"。

很遗憾,这个要求,还是被否决了。

在晋商老板的眼里,朝廷,已经是最大的金主了,还有人能比朝廷大吗？晋商票号,垄断着朝廷的金融命脉,这还不够吗？

民国以后,各种外资银行和本地银行快速发展,一举吞掉了票号的市场份额。

第四,清末战乱,朝廷倒台,晋商没有了朝廷的撑腰,立马就成了待宰的羔羊。

中国人有很深的土地和房子情结,晋商也不例外,他们赚到银子后会把它变成土地和房产,所以,现在山西有乔家大院,王家大院。

但是,战乱一来,再多的土地也是浮云,军阀一门大炮打过来,土地没了,房子也没了,没有任何东西是你的财产。

其次,大清倒台后,票号的债主们就开始赖账不还,票号大量的应收账款收不上来,而随着局势的不稳定,大量的客户又着急把钱提出了,形成了挤兑潮。

大量的票号破产,老板们跑路的跑路,跳井的跳井,沦为乞丐的也不在少数。

当然,晋商们也不是全部都覆灭了,还是出了一个有名的人物,就是孔祥熙,他就是看清了形势,拥抱新生的民国政府,成为"四大家族"之一,攫取了巨额的财富。

晋商的发展之路,是典型的"红顶商人"之路,他们的发展,是和大清朝廷深度绑定在一起的,而历史上,红顶商人,没有一个好结局的。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他可以让你一夜暴富,也可以让你一夜身亡。资本,就是资本,老老实实做生意,不要总想着和权力绑定。

一旦权力丧失,资本迎来的就是致命暴击！

由网友 关中客 提供的答案：

晋商崛起于明初,其标志就是经营盐业,得益于明朝食盐专卖的"开中法"。明朝时,食盐的生产和专卖权控制在朝廷手中,商人要想获得食盐的贩售权,就必须凭借"盐引"。当时食盐的大规模生产和经营是在两淮地区,但"盐引"却掌握在边地的军队手中。

北方边地的军队需要大量的战略物资,比如粮草等,这些都需要从内地运输。商人为了获取"盐引",就必须冒着路途遥远、一路危机四伏的风险,将军队需要的战略物资运输到边地,而山西的地理位置为山西商人提供了历史机遇。

从地理位置上看,山西除了位于边地之外,还处在两条东西通道和一条南北通道的交叉口,两条东西通道分别是齐齐哈尔-北京-张家口-归化-乌鲁木齐以及北京-张家口-归化-乌里雅苏台；南北通道是广州-武汉-张家口-恰克图-莫斯科。

而连贯东西南北的枢纽就是张家口,明清时期,张家口的商贸活动非常兴盛,它不但是京津地区连接塞北的商业中心,还是中国对俄进出口贸易的前哨。

明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明朝政府在宣府镇（今张家口宣化区）的新开口和大同镇镇羌堡等地开设马市。规定每年开市两次,蒙古以马、羊、牛等牲畜换取明朝的缎布、粟米等物品。当年五月,新开口与蒙古交易的马匹就达一万多匹。

明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蒙古鞑靼首领俺答臣服于明朝,被封为顺义王。同时,双方还商定,在东起宣府镇、西至甘肃镇设立 11处互市市场。

明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在以王崇古、张四维等为代表的晋商以及各方的努力下,明朝政府和蒙古右翼结束了对立,张家口与新开堡、独石口堡、巴图、台吉成为宣化府设立的5处马市。

张家口开市之初,由于可供与蒙古各部落互换的财物有限,无法满足交易需要,于是在晋商王崇古的号召之下,山西商人不断涌入张家口。到了明万历年间,张家口的茶马互市已成规模,仅万历四十一年,张家口交易的马匹就超过了35000匹以上。

明朝末年,由于辽东战事频繁,辽东的马市也开始转移到了张家口,使得张家口成为了内地与东北地区的贸易中心。关外的满族人从张家口山西商人的手中,购得他们所需的铁器以及其他物资。换句话说,山西商人就是满清入关前的武器原材料和物资的供应商。

满清势力在关外崛起之后,明朝从万历朝到天启朝,企图以对满清进行经济封锁,以限制其发展。但是晋商以张家口为基地,通过蒙古向满清输送他们急需的铁器、粮草等物资。如果没有这些物资,满清撑不过三五个月。可以说,晋商就是满清的保障,源源不断对关外输送物资,顺带还贩卖情报。

晋商崛起于盐业,到了明末清初,他们又在对外的商贸领域独领风骚,这是晋商自经营盐业以来的第一次转型。

满清入关之后,没忘了曾以贸易的方式帮助过他们的山西商人。顺治皇帝在紫禁城设宴召见了当时最有名的八位山西商人,他们是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和黄云发,并将他们编入由内务府管理的"御用皇商"的行列,史称"八大皇商"。他们成为了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并享有特权。其中,范永斗被任命主持贸易事务,并"赐产张家口为世业"。其余七家也各有相应的封赏。

满清政府对晋商的青睐,也使得张家口在北部边贸发展中拥有了特殊的地位。从此,张家口到库伦之间长达1400多公里的大道也开始兴盛起来。

清朝中前期,实行较为严厉的"边禁政策",原则上禁止汉人穿过长城进入蒙古地区。商人要想前往蒙古经商,必须向理藩院申请、登记、备案。因此大部分商人被排除在对蒙俄的贸易之外,而这些对外贸易基本掌握在八大皇商手中。

八大皇商之一的范永斗,不但经营着河东和长芦的盐业,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民间称其为"参商"。

到了范永斗孙子范毓宾时,又成为了"铜"商。当时因为国产铜无法满足铸钱所需,于是从日本进口铜,范毓宾和晋商刘光晟等参与这项业务。当时全国有贩铜船15艘,范氏家族就占了7艘,年贩铜140万斤。

清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在蒙古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的请求下,清廷开始允许更多的内地商人进入草原与蒙古人做生意,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垄断边贸生意的局面。从此,晋商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葛尔丹势力被清政府剿灭,内地通往漠北的商道被彻底打通,张家口成了中国北方的一个重要外贸重镇,清初张家口的商户约有80余家,道光年间达到260家,到了同治年间,商户数量已经达到1000多家。鼎盛时期,张家口一处标准铺面的月租金就高达50两白银,年交易额有1.5亿两白银之多。

清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清政府和沙俄在恰克图签订了《连斯奇条约》,俄方称《恰克图条约》。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河为界,河北的旧市街划归沙俄,清朝于河南另外建恰克图新的市街,作为中俄贸易之地,汉名"买卖城"。俄语中,恰克图的意思是"有茶的地方"。

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在恰克图进行贸易,但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俄国商人可以每三年进北京一次。

从此,恰克图的贸易日益繁盛,中国从恰克图运往俄国的主要商品有茶叶、丝绸、棉布、水果、瓷器、大米、蜡烛、大黄、姜、麝香等,其中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基本被晋商所垄断。同时,俄国通过恰克图向中国出口毛皮、纺织品、成衣、生革、皮革、工具、牛等商品。

中俄在恰克图通商之后,张家口就成了晋商从事对外贸易的枢纽。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先要在张家口完税,然后再运往蒙古的库伦,经过库伦的经办大臣检验部票、发放护照,方可运到恰克图出口。

最初,由于缺乏商业敏感度,大多商人对恰克图的贸易前景持观望态度。但是山西榆次的常家却非常看好恰克图的商业前景。

康熙年间,世居山西榆次车辋村的常威,在张家口开了一家叫常布铺的商号,主要经营"榆次大布"。在当时的中国北方,盐与布是商人发家的两大商品。

由于"榆次大布"的纱支较粗,织出来的布密实耐用,且幅面较宽,深受消费者欢迎。到了雍正年间,常家以张家口为中心,开始向周边地区扩展。

乾隆年间,常威的次子常万达来到恰克图,经过一番实地考察之后,他看准了恰克图这个小城潜在的贸易前景,再加上他意识到茶叶已经成为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商品,于是他将父亲分给他的"大德玉"布号改为茶庄,并将主要的精力和资金都放在了对俄的茶叶贸易上,这是常氏家族自从经营"榆次大布"的贸易起家后,在商业经营方向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常万达先后在张家口开设了"大升玉"、"大泉玉"和"独慎玉"三家茶庄,并在恰克图设立了分庄。常家还在内蒙古多伦、呼和浩特,辽宁奉天（今沈阳）、营口,北京等地开设了茶庄。其中的 "独慎玉"茶庄,甚至把茶叶生意做到了万里之外的莫斯科。

从中国南方的福建武夷、湖南怀化、浙江建德等产茶之地,经由张家口,再到恰克图的这条延绵数千里的"茶叶之路",最早就是由常家开辟出来的。

常家从南方贩茶叶,把茶叶制造、加工、包装、运输、批发、零售等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也正是这条高效整合的产业链,造就了以晋商为代表的一代茶商的辉煌成就。

在晋商的努力之下,到了清朝中晚期,俄国与亚洲各国的贸易中,恰克图贸易量位居第一,占到贸易总额的68%。嘉庆年间,在恰克图像榆次常家这样的山西商号已达60多家,占到恰克图商号总数的1/3。

山西祁县的渠同海,通过走西口在内蒙包头开设"长源厚"商号,以经营菜园、粮食、油、面、茶叶,并兼做钱业生意,其子孙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先后增设了"长源川"、"长顺川"和"长裕川"三家茶庄。渠家从两湖地区采办茶叶,经销至西北各地及蒙古、俄国,直至欧洲。

山西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三人在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创立的大盛魁商号,是清朝晋商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大盛魁在恰克图的茶叶贸易中也占有一席之地。

鼎盛时期,大盛魁在浙江和福建购买了数百亩的茶山,承包了茶叶的全部收售加工；同时,又购置了千亩的桑园,并设立商号收购丝绸。南方的货物是大盛魁的主要商品之一,他们把南货运到张家口,这里是大盛魁南货的最大集中地,然后从蒙俄商人的手中换回毛皮、牛羊、鹿茸、蘑菇、羚羊角、水晶石、麝香、药材、黄金、白银等商品。

山西太谷曹家的生意,由经营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了典当、日用百货等,在张家口设有"锦太亨"商号,并在恰克图、库伦、莫斯科、伊尔库茨克设立分庄。鼎盛时期,资本总额达到白银1000万两。

道光年间,在恰克图的对俄贸易中,茶叶位居首位,棉布和绸缎退居次要地位。当时俄国已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的出口商品中,茶叶已占全部出口的93%,茶叶贸易为山西茶商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晋商起家于盐业,之后从事对外贸易,完成了第一次商业转型。而票号业的兴起,则是晋商的第二次转型。

嘉庆年间,山西平遥拥有商号700余家,其中的当铺、账局、钱庄、银楼等金融字号有25家。在平遥的众多商号中,有一家叫"西裕成"的颜料庄,资力雄厚,在京师、天津、汉口、成都等城市开设有分号。

"西裕成"总号的大掌柜雷履泰,在担任分号掌柜时,也会经营一些为同乡和亲友办理少量汇兑银两的业务。在这个过程中,雷履泰逐渐摸索总结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汇兑经营模式。

调回总号之后,雷履泰建议东家李大全将颜料庄改为专营银两汇兑和存放款业务的票号。李大全接受了雷履泰的建议,并投资30万两白银,于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前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家专营存款、放款、汇兑业务的私人金融机构,即"日升昌"票号。

日昇昌票号成立之后,解决了银行未出现前,大宗项银两往来的困难,并很快在全国40余个大中城市设立了分号。随后,山西介休、太谷、祁县等地有实力的晋商相竞效仿。

票号的主要业务是办理异地款项汇兑,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仅上海一地就有22家山西票号,对上海的钱庄放款达300多万两白银。到了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山西票号已经在全国一百多个城市设立了分号。同时,为了适应海外贸易的需要,山西票号还在日本的神户、大阪、横滨和东京以及朝鲜的仁川等地,甚至东南亚一带开设有分号。

清朝晚期,由于清政府的财政恶化,再加上太平天国运动等事件对道路的阻塞,各省的饷银无法及时解送京城,山西票号逐渐成为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其不但负责承担汇兑各省的相关公款,比如汇兑海防经费、铁路经费、河工经费、协饷、赈款等,还向各省进行借垫,比如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广东省的财政一度陷入窘迫境地,为了拨解京饷,就向山西票号借垫。

清末,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战争赔款,基本由山西票号进行汇兑。金额庞大的赔款汇解、垫借汇兑,均由上海的山西票号集中支付给外国在华银行,山西票号从中获得了巨额利润。

当时的《申报》对此评论到："无论交库,交内务府、督抚委员起解,皆改现银为款票,到京之后,实银上兑或嫌不便,或银未备足,亦只以汇票交纳,几令商人掌库藏之盈亏矣。"

票号原本是中国商品经济的产物,从商业资本中分离出来,为商品经济服务的。山西票号却结交官宦,倚重官府,逐渐把业务重心转向对政府的汇兑、借贷、存款和代理业务,成为政府的财政支柱。同时,与商品流通的关系渐行渐远,以至于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宗业务已经不看在眼里,甚至还有非500两以上不办的汇额限定。

清朝晚期,虽然大环境是战乱频繁,但却是晋商最为辉煌的时期,山西票号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官商官商结合,当时的清政府就是山西票号的最大客户。由于对官府的过度依赖,一旦政局不稳,票号的风险就大大加剧,这是一个潜在的危机。

晋商的三大支柱产业是茶叶、盐业和票号,其中茶产业的变化最为典型。鸦片战争之前,晋商与俄商之间维持着稳定的茶叶贸易,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

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战败后,被迫与沙俄签订《中俄天津条约》与《中俄北京条约》,俄国不仅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俄国商人还取得了进入张家口、天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汉口等口岸的通商权,并相继获得了海关茶叶免税权,以及在中国境内进行水路运输贸易的特惠权。

在中俄茶叶贸易中,晋商扮演的是中介角色,依靠对万里茶路的垄断获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人可以直接到中国的南方采买茶叶,他们在湘鄂地区建立货栈,在汉口设厂制茶,一举打破了晋商的垄断,消解了晋商的茶贸业务,弱化了万里茶路的功能。

俄国经过工业革命的洗礼,采用蒸汽机制造砖茶,质量和效率远超中国手工作坊生产的砖茶。俄国商人将茶叶从汉口经轮船运到天津,再以驼队运往恰克图,这样的运输方式要比陆路更节约时间和经济成本。再加上俄国商人享有免税、减税政策,直接形成了对中国茶商的压倒性竞争优势。

清朝晚期,清政府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各地叛乱,放开了厘金制度,对国内商人征收厘金（一种商业税）。晋商贩运茶叶,从汉口到张家口要经过63个厘金卡,雁过拔毛,使得晋商所交的税金高出俄国商人10倍以上。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中俄贸易重镇恰克图的晋商商号,已经由原来的120家降到仅剩4家,其衰落可见一斑。

为了扭转颓势,晋商也进行了一番努力,他们向清政府提出了两大请求,一是"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另觅新途"；二是"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两大诉求都获得了清政府的允许。

晋商努力的效果立竿见影,对俄茶叶贸易一度回暖,甚至超过俄国商人。同时,晋商还在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了商号,抢夺俄国的茶叶市场。

晋商为了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向清政府申请水路运输权,即像俄国商人一样用轮船将茶叶从汉口运往天津,然后再到恰克图。走水路自然会避开绝大部分的厘卡,这对清政府来说,意味着税收减少,所以并未接受晋商的请求。

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随着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投入运营,茶叶运输可以从中国的港口通过海运到达海参崴,然后再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直达莫斯科,整个过程只需要7周,而且每磅茶叶的运费仅需9美分。然而,天津经恰克图到莫斯科的运输时间是19个月。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出口俄国茶叶的80%是通过西伯利亚大铁路来进行运输,海路和铁路联运已经完全取代了万里茶路。从此,被晋商垄断了近200年的中俄万里茶路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俄国的晋商为了抢占市场,对俄国的中小茶商采取赊销的办法,即先赊给他们茶叶,等茶叶售出之后再返还茶款。但是这些茶商或是因为经营不善,或是有意赖账,导致晋商回款无望,赔累甚巨。随着俄国颁布法令,对中国商人征收重税,晋商在俄商号大量倒闭,中俄茶业商战以晋商的失败而告终。

作为对外贸易世家的山西榆次常家,由于俄商拖欠巨款不还,以及俄国的巨额征税,使得商业经营陷入了绝境,入不敷出。辛亥革命后,常氏的"玉"字号商号最终倒闭。

万里茶路的衰败,固然有晋商转型失败的因素在内,但是面对不同时期的局势,清政府所采取的财税政策、政治和外交策略等,才是直接导致万里茶路衰败的主因。

除了茶产业外,晋商的其他两个支柱产业也没能例外,面临着清政府和外商的双重压迫。

同治之前,山西票号几乎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市场；到了光绪二十年,中国的金融市场逐渐形成了票号、钱庄和外国银行三足鼎立之势；光绪二十年之后,上海的钱庄逐渐发展为中国本土的民资银行,而此时的山西票号只能凭借其对清政府汇兑业务的垄断勉强维持,逐渐失去了与银行竞争的能力。

清末民初,随着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各地方政府的商业银行也开始兴起,逐渐取代票号的经营业务和经济地位。当时的山西票号本应顺应时代潮流,联合组建近代银行,他们也曾有多次机会参与国有银行的筹建,但最终却因其保守的思想与国有银行擦肩而过,错失了转型的大好机会。

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的经理李宏龄提出倡议,由山西各大票号联合出资成立晋省汇业银行,以应对当时各大银行的竞争。这次票号改革几乎成功,但最终在总号大掌柜毛鸿翙否决之下,以失败而告终。

清末民初,随着大量商号的破产倒闭,放款给它们的票号也出现倒账。对票号来说,倒账意味亏损或亏空,一旦发生挤兑,就必然会因放款收不回来而倒闭。

外商银行以及国有银行因为是抵押放款,又各有特权,它们借出的款项几乎可以全部收回；但是山西票号凭借信用放款,一旦出现变故,很难收回放款。

随着官商合办银行的兴起,特别是户部银行（后改大清银行）具有代理国库、收存官款的职能和雄厚的资本,所以能够左右市场。过去由山西票号承担收存和承汇的官款业务,几乎全部被户部银行包揽而去。

辛亥革命之后,山西票号加速衰落,放贷给清政府的大笔款项,由于清政府的灭亡而难以收回。清政府曾给山西票号带来荣光,最终也为山西票号带来了累累负债,曾经辉煌无比的山西票号最终覆灭。

晋商的覆灭,既有自身墨守成规,多次失去改革机遇的内在原因,也有国势衰微,政府腐败无能造成的外部因素。在历史洪流的冲击下,晋商从此一蹶不振。

由网友 西岭散人 提供的答案：

在中国近代史上晋商可冠以全国十大商帮之首,尤在明清两代鼎盛。从晋商的发展史来看,晋商的兴起与衰落是与朝廷的兴衰密不可分的。

晋商发展初期,明朝政府为北方各边镇筹集军饷推行开中制,实质是商人用实物和力役换取盐的专卖权,并需将相关物品运输到边界。晋商借助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顺理成章接下了一本万利的香饽饽,很短的时间内一富甲天下。

明、清之际,晋商的经营范围重点在北方、内蒙、东北一带,长期长途的物资活动,也拉动了关外经济。由于受朝廷的委名,所以晋商的行商有了安全保障,所以晋商一度兴盛。

最为闻名八大晋商有乔,常,曹,候,渠,亢,范,孔八大家

• 素有白手起家通天下的祁县乔家,是晋商中靠勤劳诚信,白手起家的典型。乔家最为出色当属乔致庸,他以诚信为本、刻苦经营,带领乔家实现了货通天下,是乔家繁荣的首屈功臣。清末,乔家票号的业务被清廷开办的官方票号夺占,乔家自此走向衰落。

• 作为外贸世家的榆次常家,货通俄蒙,可谓是风骚独领。 常氏历经乾隆至宣统共七代纪年,可谓是传世豪门。清末民初,由于俄商拖欠巨款不还以及俄方政府的巨额征税,常氏的商业经营陷入了绝境。入不敷出,辛亥革命后常氏的"玉"字号商号也倒闭了。
• 太古曹家是商铺规模最多的巨富之家,曹氏发家于东北三座塔,涉及酿酒,典当,杂货生意,后来逐步发展为省外大商。至道光、咸丰年间大半中国有曹家商号,甚至国外莫斯科都有曹氏分号。同样到了清末,曾经的晋商巨富也衰落了,九一八事变后,曹氏票号被伪满政府收归,自此终结。
• 票号世家的介休侯氏又被称之"候百万",侯氏产业以绸缎生意为主,并且凭借极好的工艺,与绸缎花色设计迅速致富。光绪末年至大清银行成立,侯氏开始衰落。

• 祁县渠家是祁帮的一支劲旅,天下闻名的祁家茶庄"长裕川",其票号"三晋源"远近闻名,是祁家"源"字辈建立的极其重要的票号,为祁家的兴旺付出大力。

• 山西首富亢家,是富甲一方的大盐商,清代实行盐专卖制,政府特许盐商凭盐引到指定地点运销。亢氏凭此特权,获取丰利,同时,亢家又是大粮商,走着自己的粮号及产业地,富庶辉煌！
• 晋商中的范家又称"世袭皇商",当时商人常出入关内外,他们经常为满清提供军需与情报,当满清入关称帝后,顺治帝答谢八大商人,亲自在紫禁城设宴,召见,尝赐朝服,将之编入"御用皇商"行列。但范家因官商而兴,因官商而衰,清末范氏没落。
• 太谷的孔祥熙在晋商中被称"财神爷",曾经赴美考入耶鲁大学的孔祥熙,成立了煤油公司"祥记公司",并取得了山西经销煤油的总代理权,一家独厚。

忆往昔胜兮,繁荣的晋商在他们受朝廷庇护的同时,他们就同朝廷有了密切不分的关系,于是朝廷的各项款项如皇帝出巡乃至出兵平叛筹足经费就少不了晋商的输出。

正是福兮祸倚,持续到清末时期这种与朝廷的亲密关系成了日后晋商衰落的主要因素。

自鸦片战争后,清廷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对外与各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政府负担大量的不平等战争赔款。

在对内对外战争经费吃紧,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财政来源枯竭,国库空虚。他们曾经的好助手免不了,为朝廷压榨自己的血液,最终集体覆灭。

由网友 张生全精彩历史 提供的答案：

所谓晋商,实际上就是指山西的商人。因为山西简称晋,所以这一区域性的商人也被称作晋商。

历史上的晋商曾十分成功,其资本之雄厚,经营项目之多,活动区域之广,活跃时间之长,在中外商业史上都十分罕见。

从明初到清末,晋商们纵横捭阖近5个世纪,经营的项目包罗万象。"上自绸缎,下至葱蒜",只要是能赚钱的行当,他们几乎都有涉足。同时,晋商们的足迹遍及中国周边的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甚至漂洋过海,远涉欧洲。因此,中国晋商和威尼斯商人、犹太商人一起,都创造了惊人的商界神话。

（历史上的晋商）

那么,晋商究竟有多富呢？

在明朝嘉靖年间,宰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就曾说过："天下富家,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发现,全国能称得上"首等"的富家不过区区十二家,而山西就有四家,占据了三分之一。

到了清代咸丰年间,晋商中过百万两家产的人比比皆是,其中还有不乏身价千万之人。当时有一个名叫章嗣衡的御史在奏折中写道："山西太谷县孙姓,富约两千万。曹姓、贾姓富各四五百万。平遥县之侯姓、介休县之张姓,富各三四百万。榆次县之许姓、王姓聚族而居,计合族资约各千万……"

单单是把山西的几个富豪资产相加,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比当时大清国库的银两还多。

不过,曾经在商界叱咤风云的晋商,却在清末时集体衰落了,这是为什么呢？

晋商的整体衰落,既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外部原因,也有其内部的因素。

（天下票号之首的晋商票号）

一、外国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的日渐式微,导致了晋商的衰落。

鸦片战争以来,软弱的清王朝就在列强坚船利炮的威胁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这些条约不但包含有政治上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更多的是经济上的掠夺,如开放通商口岸、开放内地市场等,给各国列强在华经商提供了很多优惠政策。

这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晋商的生存空间,让他们失去了众多国内市场,也在国际贸易上步履维艰。

例如晋商们引以为豪的茶叶生意,在道光初年,还能通过出口俄国,赚取大约近千万卢布的利润。但在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向俄国开放了沿海几个口岸的通商权,又降低了俄国在华经营茶叶的税率。这直接导致经营茶叶的晋商遭到不公平的待遇,出口俄国的茶叶量锐减,利润空间被极度压缩。到同治初年,经营茶叶的晋商就从原来的140家锐减到只有4家。

再如晋商最为成功的票号行业。在道光初年,山西的票号蓬勃发展,仅平遥一地就有6家实力雄厚的票号。发展到同治初年,山西的票号已如雨后春笋般欣欣向荣,集中在山西地区的票号高达20多家,几乎垄断了中国当时的金融业。

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列强们不但加强了对华商品的倾销,还更多地染指了中国的金融业,开始了对华资本输入,纷纷在华开设银行和分支机构。到20世纪初,在华的外国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就多达80多家,几乎掐住了中国的金融命脉。晋商的市场份额惨遭霸占,特别是南方的沿海城市,晋商更是难以涉足,票号行业极度萎缩。

（在国外经营茶行的晋商照）

二、晋商过分依附封建朝廷,为其衰落埋下了隐患。

晋商的辉煌发展史,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封建王朝,依靠着附庸于朝廷而获得很多特权,但在封建王朝穷途末路时,晋商们也自然难以独善其身。

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之前,晋商的足迹就深入到了东北及内蒙地区,给后金统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等到他们取代明朝后,晋商们又对清朝的对内平叛战争、对外边境贸易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在康熙年间和准噶尔的拉锯战中,晋商们就出钱出力,踊跃捐资,为康熙解决噶尔丹居功至伟。部分晋商由此成为红顶商人,头顶清廷官帽,为朝廷经营生意。特别是获得了一些如盐铁等垄断性的买卖,让他们日进斗金,迅猛发展。

不过,所谓福兮祸所依,这种依附关系也成为晋商衰落的导火索。当清王朝被列强蹂躏,索要巨额赔款时,必然将这些赔款转嫁到晋商们的身上。从咸丰年间开始,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就在民间中大肆开设捐官、捐纳等途径。作为富甲一方的晋商,自然就是捐官和捐纳的主体。

平遥著名的票号日升昌就一次性捐官达20人,另一个富商,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翙更是财大气粗,一次性捐官超过30人。在庚子事变后,慈禧仓皇西逃途中,就曾得到晋商乔家的大力帮助。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营票号的晋商几乎成为了清廷的金融代理机构,几乎所有朝廷的经费,都得经晋商票号汇解,极大地促进了晋商的繁荣发展。

当然了,当清王朝濒临覆灭时,晋商们也自然而然就被牢牢套住了,大量的朝廷贷款无法收回,所有依赖于朝廷的业务也被迫停止,晋商票号赖以生存的土壤瞬间失去,晋商们也就避无可避地迎来了衰落时刻。

（保存完好的乔家大院）

三、晋商们的奢靡无度,也是导致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晋商中的很多人,都出身贫苦,大多白手起家。例如著名的乔家,就是靠着祖辈闯关东时挖到了第一桶金,最终发家致富。但在富甲一方后,晋商们普遍滋生了"奢为贵"的享乐思想,大肆买房置地,修建深宅大院,生活奢华靡费。

到了后期,晋商们穿着华丽,出入讲究,甚至出现了赌博、贩卖鸦片和吸食鸦片的现象。在《宣宗实录》中,就有晋商吸烟贩烟的记载："唯太谷、平遥、介休各县民人多在广东及东南省等处贸易,日久沾染,颇有吸食之人。"

曾经盛极一时的晋商,就在这种内外交困中,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成为过眼烟云。

（参考资料：《清稗类钞》《明史》《清史稿》等）

由网友 天宁阁史话 提供的答案：

众所周知,山西的矿产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明朝初期,煤炭开始大规模的使用,促进了手工业和加工制造业的繁荣,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晋商崛起的大背景。

晋南地区人多地少,农业满足不了生活需要,不少人抱团取暖,走上了外出经商的道路,主要从事北方边境的粮盐贸易,几个晋商组成简单的商业组织,即商会出现了。后来又出现股东合伙,提高了抵御风险的能力。

清朝时,戴着"红顶子"晋商手握特权,在盐业、茶业和票号上发展成为全国影响最大的商业帝国,特别是票号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晋商发展的需要,加速了资本的流通。如"日升昌记",人称中国第一票号,不到几年就在全国各地开了几百家分号,鼎盛时竟然占有清政府80％的白银储备。通过汇兑军饷和协饷,为地方政府垫款等逐渐成为清政府的代理国库与财政部。

当时清政府实行捐纳制度转让官职,以获得钱财补贴财政。山西票号凭借巨大的财力支撑被捐官者所看重,晋商中不少人也捐款买官或求取封典,挤进了官僚统治阶层。

但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日渐腐败,把战争赔款的负担转嫁给民间,晋商自然首当其冲,曾经得益于清政府扶持的山西票号,就面临着被慢慢蚕食的命运,山西人所创造的商业传奇、山西汇通天下的金融佳话也就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另一个原因,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也加速了晋商的破产,如俄商在汉口开设砖茶厂,挤压了晋商贩茶的生存空间；1909年俄政府又对在俄华商征收重税,清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还有一个是晋商自身原因,他们通过经商发家致富,而不想去扩张资本来扩大自己的势力,因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渗透中国人骨髓,却将钱财来修建豪华宅院(山西大宅院多),供孩子读书去做官。

至清末,作为曾经富甲一方的中国金融鼻祖之晋商,几乎遭到集体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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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友 旧时楼台月 提供的答案：

"八大晋商"指的是满清入关以后顺治皇帝册封的山西八大商业家族,他们在明朝末年的时候,铤而走险为满洲输送了重要的战略物资,为满人入关立下了大功。关于晋商的覆灭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时代背景。

"晋商"作为一个地方性的商帮得到了皇室的垂青,那么它的命运和归宿自然离不开国家命运的影响,因此政治的动荡是当时晋商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清朝时期闭关锁国造成了我国生产力极端落后使晋商在与洋人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落后地位。

一、"八大晋商"覆灭的政治原因

（一）清朝国运衰退

康熙、乾隆、雍正三朝是整个清朝政治历程中的鼎盛时期。同时在这一时期"晋商"也发展到了鼎盛。乾隆二十年,乾隆皇帝将"持盈保泰"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自此清朝的发展趋于缓和,统治者不思进取,沉迷在天朝上国的美梦当中,孰不知此时的这个治国方严重略影响到了大清朝最终的命运。

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的美梦被列强的坚船利炮打破,除此之外,清政府被逼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依据这些条约,列强顺利进入到了中国市场。此时的清政府为了赔款,加大了对各行各业对压榨,在国内国外的双重压力下,"晋商"本土的购销市场逐渐缩小,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晋商的三大支柱产业是茶叶、盐业和票号,其中茶产业的变化最为典型。鸦片战争之前,晋商与俄商之间维持着稳定的茶叶贸易,自道光十七年开始,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茶叶每年都可以达到800万卢布以上,可是在鸦片战争之后,俄国取得了沿海口岸的通商权,开始深入中国内地掠取物产,倾销商品,到了同治元年,俄国在湖北、湖南等茶叶产地建立了茶栈专门用来收购茶叶,并且此时俄国在收购茶叶时享有半税的特权。

而此时的晋商茶产业呢？不仅失去了俄国这个巨大市场,还失去了湖南、湖北这两个重要的茶叶基地。晋商的茶叶在贩运时要向政府交纳厘税,而俄国的商人却享有特权,相较起来,俄国的茶叶自然比晋商的茶叶成本低,市场竞争力强。

除了茶产业外,其他两个支柱产业也没能例外,面临着清政府和外商的双重压迫,国内销售市场日益缩小,为了减少亏损,"晋商"的商业运营资本也大量减少,随着国运的衰落,"晋商"最终也衰落了下来。

（二）"晋商"的政治选择

早在清朝初期,"晋商"就受到了皇室贵族的青睐,清朝定都北京后"晋商"对于大清的统一和发展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比如说,在平息准格尔布的"西征战争"中,晋商范永斗的后代子孙就为政府承担起了为钱先运送粮饷的艰巨任务,在运输过程中粮饷被敌人所劫,范家就用自家的银两前去补缺。虽然和清政府的亲密关系促进了晋商的迅速发展,但这种关系也加速了晋商的灭亡。

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向清政府索要了巨额赔款。可是随着洋货、鸦片的大量输入,传统的小农经济早已被摧毁殆尽,关税主权的丧失更是让大清国库空虚。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从咸丰年间开始政府大开"捐纳"。

晋商群体踊跃参与"捐纳",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项,第一是和清政府紧密的关系,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在封建社会中商人们往往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自卑,于是便会想尽各种办法改变自己的身份,晋商群体也是如此。

据统计,自咸丰二年二月至咸丰三年正月,仅一年时间,晋商就向中央捐出白银160万辆,达到了全国捐输总数的40%以上。

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朝廷急需军饷供给军队,于是便将收集粮饷的重任交给了资金雄厚的山西票号。除了收集军饷以外,山西票号还负责为清政府筹建、抵还外债等事务。可以说当时的山西票号已经成为了清政府的财政支柱。清政府的这种紧密关系,在给山西票号带来荣光的同时,也为山西票号带来了累累负债。

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放贷给清政府的大笔款项难以收回,最终山西票号只好被北洋政府查封,曾经辉煌无比的山西票号最终覆灭。

二、"八大晋商"覆灭的经济原因

清政府中后期,清政府的腐败面目暴露无遗,官员贪赃枉法,骄奢淫逸,军事腐败毫无战斗力。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爆发了近百起农民起义运动。

当时的土地制度十分松弛,土地兼并现象极其严重,在这种状况下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而土地使用权却十分分散,因此传统的小农经济在此时得到了加强,这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清政府却加强了对人民的剥削,自咸丰开始,朝廷加派了很多苛捐杂税,到了光绪年间情况更为严重,这极大挫伤了百姓们的生产积极性。

另外由于清朝统治者天朝上国的思想,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很难在国内普遍应用开来。在西方大工厂制度生产的同时,在农业上,我国依然实施以个体为单位,以自己自足为目的的小农生产方式,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极低。在工业上,虽然我国山西地区的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也形成了冶炼,铸造,纺织等生产技术,可是,这些技术全部使用的是手工生产,生产出来的产品种类单一,质量也得不到保证。

而在此期间,欧洲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实现了社会变革,随着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欧洲的商品生产早已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他们将产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由于物美价廉,很快外国商品占领了中国市场。而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模式,也逐渐退出了市场。

三、"八大晋商"覆灭的自身原因

"晋商"的覆灭和他们本身"守成求稳"的治商思想有着极大的原因。在封建思想的熏陶下,"晋商"固守"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商业信仰。在我国古代,由于"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很多商人在赚钱之后不考虑用作投资去创造更大的财富,反而想着购买土地或者投身"八股"。

很多晋商也往往会在自己事业的全盛时期,将财富用作购买土地,建造房屋,修建坟墓等方面,据史料记载,清朝初年有商人在河南经商获得好几十万两的白银,回到家乡用这些财富去购买土地,他名下的土地迅速增加了600多顷。到了清朝中期,奢靡之风在晋商当中弥漫开来,自此晋商中人,"急于享受,而不求再进"。

可见这种落后的商业思想使晋商所获得的财富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而时期欧洲早已开启了大工厂时代,在这种局面下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又怎能与工业革命后的大工厂生产方式相抗衡呢？

总结：

"八大晋商"覆灭的原因有很多,但总的来说是时代的影响。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过于紧密,这虽然在初期有助于晋商的发展壮大,但是这最终也导致晋商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帮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政府一倒台晋商就离不开覆灭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