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手握10万精兵,为何被李自成打得全军覆没?_孙传庭和李自成

由网友 喝下这口历史的鸡汤 提供的答案：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或许说的就是孙传庭这样的人吧。

孙传庭可谓是李自成的苦主。

早先,孙传庭与洪承畴一道,几乎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逼入绝境。

李自成复振后,即便孙传庭所部训练不足,依然能在正面作战中击败李自成。

然而,孙传庭部最终却被李自成全歼。

将闯王逼入绝境的孙传庭

孙传庭本来在京城做官,因为与吏部尚书不和,被"推荐"到陕西任巡抚,去镇压起义军。

去陕西时,崇祯表示：措兵马难,筹饷更难。只答应给孙传庭六万饷银,让他自己去想办法。

孙传庭到陕西后,立刻募得3000人,立刻投入与农民军作战。

到任不到一个月,孙传庭就斩杀了商洛地区的农民军首领"张胖子"。

随后,孙传庭又与"老闯王"高迎祥作战,"四日三捷",擒拿了高迎祥,并招抚了众多起义军首领。

上任仅半年多,关中地区的起义军就沉寂了下来。

次年,孙传庭与洪承畴联手,一起与李自成等部起义军作战。

孙传庭负责东面,洪承畴负责西面,强强联手,将起义军逼入了绝境。

张献忠等部投降了大明,李自成部主力被歼,只带了18骑避入商洛山中。

可以说,到此时,洪承畴与孙传庭已经基本上平定了起义军。

形势大变

就在孙传庭准备彻底解决起义军时,清军入塞,洪承畴、孙传庭奉命入京勤王。

如此,李自成才喘过气了,好歹算是"留得青山在"。

孙传庭勤王期间,与高起潜、杨嗣昌不和,卷入纷争,被锦衣卫拿下,入狱！

这一关,就是三年！

三年间,形势大变！

洪承畴、孙传庭这样的能臣离开了陕西,他们的精兵劲卒悉数调去了辽东,原本只剩下一口气的起义军们迅速复苏。

张献忠等人复叛,李自成也重新崛起！

从挫折中走出的李自成,"开窍"了,他更成熟了。

他吸纳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智谋之士,团队总体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一时间,"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响彻中原,河南等地的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李自成的实力迅速膨胀！

很快,起义军攻占洛阳,煮掉了福王；又连续在项城、襄城、朱仙镇大败明军主力,并数次围攻开封！

显然,此时的李自成,已不再是当年的"流贼"了,他已经是能够强攻大城,歼灭明军主力军军团,能与明"争天下"的强大势力了！

大明已陷入几近绝望的态势。

洪承畴等部已调往辽东,准备进行松锦决战；左良玉部被李自成打怕了,只顾自保,不再积极参战；其他各部,皆为自成手下败将,士气低落。

崇祯,再次想起了监狱里的孙传庭。

"与现实脱节"的君臣

崇祯找孙传庭谈话。

孙传庭答：只要5000精兵,我就能搞定李自成！

看来,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认识还停留在3年前。

或许,在孙来看：当年,他白手起家,募3000兵,能够立下大功,如今,凭5000精兵,有何不可呢？

只是,李自成早已不是当年的"流贼",而是"号为百万"的"巨寇"。

而与孙传庭配合的,也早已不是"家驹千里"的洪承畴和"阎王"卢象升,而是已被吓破胆的左良玉和不知兵要的陈永福。

在监狱3年,信息脱节,情有可原。

然而,崇祯居然信了！

孙传庭依据过时印的豪言,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大坑！

仓促出师

孙传庭到任后,立刻以雷霆手段除掉了作战不力的贺人龙,"诸将莫不洒然动色","自是兵威遂振"。

极短的时间内,孙传庭就使连败颓丧之师恢复了生气。

然而,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孙传庭终于认识到：凭现在的力量,还真搞不过李自成！

于是,他上书天子,提出：要再募二万兵！

说好的五千,怎么变成二万了？崇祯大怒！不准！要求孙传庭立即出战。

孙传庭增募无果,遂一边"悉力以缮甲士",一边向崇祯讲明情况,"兵新募,不堪用"。

崇祯哪里肯听,派来苏京督战,连番催促。

无奈之下,孙传庭只得硬着头皮出战了。

柿园之败

本就是硬着头皮出战,天公又不相佑。

出师后,连日大雨,粮食运不到,官军只得采青柿为食,又饿又冷,士气低落。

然而,即便如此,在孙传庭的指挥下,依然险些击破李自成。

十月中旬,孙传庭与李自成在郏县决战。

孙传庭设三道埋伏后,以牛成虎前出诱敌。

李自成正在连胜之势上,有些轻敌,一顿追击,落入孙传庭的伏击圈中。

一时间,各路官军合力夹击,李自成被斩首千余,陷入混乱。

李自成亲率亲兵出击,试图扭转局面。

可是,李自成亲自出阵,不但没有挽回局势,反而使自己陷入危险中。

李自成败走,坠落马下,换了他人的马,才率败兵狼狈撤离。

起义军为延缓官军追击,将珠宝马匹丢弃于路。

明军毕竟是新募之兵,在孙传庭的指挥下,尚能奋力一战。但毕竟缺乏整顿,对"意外"情况显然准备不足。

于是,明军纷纷争抢物资,陷入混乱。

正此时,罗汝才部赶到,自官军后方杀出。

李自成见状,也挥军还击。

官军阵势已乱,又因捡了大量珠宝而行动不便,"遂大败"。

孙传庭只得收拾败兵,退回关中。

此战,孙传庭虽败,但却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

李自成自入河南以来,"未尝一败",此次,"非汝才救至,竟歼矣"。如果不是罗汝才正好救来,李自成军有覆灭之危！

此战,李自成"丧精锐八千人",官军"覆军数千",官军其实并不吃亏。

只不过,由于将领们遇乱而散,才导致兵败。

显然,孙传庭已作得足够出色了。如果稍多给一些时间,"新募之兵"整顿更好一些,战局必迥然不同！

然而,天子的强令出战,使孙传庭吞下苦果。

更可怕的是：更大的苦果,还在后面！

独木难支

李自成本已定下直入关中的计划。但柿园一战,自成知传庭不好惹,遂南下襄阳,建设政权,整顿军马。

孙传庭也抓紧时间,"治军于陕"。

孙传庭上书天子：现在兵久无斗志,贼势已大,要再出兵,"非数万人不可",应该大行调募而训练,严肃军纪！

崇祯同意,并赐尚方宝剑以加强孙的权重。

于是,孙传庭立刻募兵,开屯田,修缮武器,收集粮草,并令每3家出1丁。

很快,孙传庭就练得"步骑兵凡五六万人"。

与此同时,孙传庭吸取柿园之战中运力不继的教训,开发并赶制了2万集后勤与火力于一体的"火车",既能装在火炮、甲杖,又能在作战中"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攻守一体。

后来的事实也表明,经过整顿后,无论攻守,孙传庭均能克制李自成。

然而,崇祯的失误,却使孙传庭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战略被动

当时,大明只剩下3支能战之军：辽东吴三桂、武昌左良玉、关中孙传庭。

然而,吴三桂军要在辽东防备清军,不可能调来；左良玉则已不敢与自成作战。

对付李自成,崇祯只剩下孙传庭一支军队了。

因此,孙传庭与李自成的对决,将是大明与李自成的战略决战！

既然是战略决战,自然要慎之又慎,想方设法争取战略主动。

当时,孙传庭在关中,李自成在襄阳,中间的河南等地因战略、灾害,已"赤地千里",难以提供足够的就地补给。

因此,主动进攻的一方,将必须拉长补给线,陷入被动,而防守的一方,将无需担心后勤,只要相持以待,就能找到机会击败对手。

就地缘而言,形势对大明本是有利的。

左良玉的20万军,正在武昌,本可以与孙传庭夹击自成。

就时间而言,形势对大明也是有利的。

孙传庭在关中的整顿卓有成效,实力在迅速发展。

李自成部内部则出现了问题。李自成先是吞并了罗汝才所部,罗汝才部不愿跟随自成者都往投孙传庭。此后,李自成杀贺一龙、罗汝才,兼并刘希尧等部,一些义军远走浑南,革、左五营瓦解。

因此,一些既熟悉自成情况,又与自成有深仇大恨的义军投靠孙传庭。

孙传庭也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主动出击,取得了一些小胜。

因此,如果崇祯能妥善部署,持重而行,是能够掌握主动的。

然而,崇祯既对局势无比焦虑,又疑心传庭趁机割据,遂强令孙传庭出兵！

如此,大明主动让出了对战略主动的争夺,以孙传庭孤注一掷！

这又是一次"先战而后求胜"的作战！

计划一开始就破产

朝廷以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命其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军务,出潼关作战。

八月,孙传庭率所练的马步军五六万人,加上所节制的其他兵马,"步骑各五万人",约10万大军,出潼关进攻。

孙传庭的计划是：先往洛阳与河南兵会合,调延绥军入陕西为后援,调甘肃军、四川军防商洛,另以左良玉北上。

这个部署,既顾及到陕西,即防止起义军从商洛入陕,又防止自己后继无兵,还能南北夹击,使自成首尾难顾,其部署不可谓不精当。

然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左良玉根本不听调令,南北夹击的计划成了孙传庭孤军东进；而河南总兵也本是逃到黄河以北,只是在严格处分下才不情不愿参战,其战意极弱。

左良玉不作夹击,李自成在湖北没有后顾之忧,遂安心采取诱敌深入的方略,在襄城、郏县之间,构筑土城20余座,以逸待劳,掌握主动。

误判

孙传庭一路持重而前,李自成后退决战,因此,明军很快进占了渑池、洛阳、龙门、汝州等地,逐渐深入。

进占洛阳后,明军一度想要经营洛阳,然后再稳步前进。

此时,仓促出战的后果暴露了出来：官军无粮。

显然,由于崇祯的催战,孙传庭在准备未完成的情况下仓促出战,准备不足,而原定计划中,需要为明军准备部分粮草的陈永福部又长期"逍遥郭家滩",使明军在河南的部分粮草任务也未按期进行,官军缺粮！

同时,天公又不相佑,大雨四十日,"饷不继"。

粮饷不继,孙传庭已无法持重缓进了。

此时,孙传庭似乎找到了一个"因粮于敌"的办法。

据起军叛将透露：起义军的精锐屯于襄城一带,而郏县的官员退至宝丰,主力的家属则在唐县。

以常理而言,宝丰、唐县既是起义军驻官留家之处,必有大量的粮食军饷,正可补官军所需。

因此,孙传庭决心"因粮于敌",率军直攻宝丰、唐县。

攻破宝丰,农民军许多官吏被杀；攻破唐县,农民军的家属遭屠。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两地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资粮饷的物资！

如此,孙传庭"因粮于敌"的计划未能实现,官军"士马俱饥,军中皆怨",形势进一步被动。

正面挫敌,却更加被动

孙传庭随即决定：直接进攻义军重兵把守的要地郏县,"要当破一县就食耳"。

孙传庭攻郏县,李自成率万余精骑来救,正面会战一触即发。

孙传庭在陕西练军的效果展现,一战之下,义军大败,生擒了义军的果毅将军谢君友（五营主力中前营的第二号人物）,并斩断义军大旗,险些活捉李自成。

自成败走,官军趁胜攻取了郏县。

然而,郏县"皆穷民",官军仅得骡、羊200余只,"顷刻间分离食尽,不足给"。

以此来看,孙传庭的指挥下,明军依然能在正面作战中占据优势,只是因仓促出击,准备不足,粮饷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才使传庭始终挣扎在危机边缘,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中。

李自成正面失利,遂发兵袭扰官军补给线,使官军粮道断绝。

传庭在郏县不得进,更加被动了。

惨败

此时,传庭仍有胜机。

农民军虽断绝官军粮饷之道,但毕竟在战斗力上不及传庭军,官军要回师打通粮道,起义军是不可能阻挡的。

传庭只要打通粮道,喘过气来,坚持不下的反而是"粮亦尽,势渐蹙"的起义军。

因此,孙传庭做出部署：自率秦兵打通粮道,留豫兵守营。

以秦兵接应粮草,是极为合适的。

我们还记得,孙传庭打造了火车营。这些火车既能拉粮草物资,又能"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是极适合这种打通、接应粮道任务的。

可以说,随时在补给线漫长的情况下,发挥"火车"之能,孙传庭是有先见之明的。

然而···

秦兵出营后,豫兵以为孙传庭这是要抛弃自己,遂陷入混乱之中,陈永福无法制止,干脆撤走。

李自成见机,立刻出动大军猛攻。

混乱的豫兵又打乱了秦兵,"火车"翻到倾轧,塞满道路,明军全部乱套。

自成亲自挥刀冲杀,起义军骑兵凌腾,步兵遮击,明军大部被歼。

起义军直追400里至孟津,孙传庭单骑渡河,回到潼关,他苦心打造的军队损失殆尽！

兵败身死

孙传庭回到潼关时,收集的残兵尚有4万余人,看起来仍能凭险顽抗。

然而,人心已散了。

崇祯将兵败的责任推在传庭身上,免去他督师尚书之职,令他守潼关,戴罪立功。

早先,传庭为了加紧练兵,法度严明,手下的跋扈将领们已不爽,只是慑于孙公威严,不敢不从。如今,孙公已是戴罪之身,且已被免职,自然都不服了。

大将高杰公开指出：不要守潼关,回去守西安！尽管被传庭驳倒,但已无战心。

不久,自成亲率大军西进,直趋潼关。

自成派出部分军队,攀越山险,绕至潼关之后,夹击潼关。

其实,能够攀越山险的,规模自然是不大的,明军如果协同一致,义军未必能得志。

然而···人心散了。

高杰"拥兵不顾",率先逃跑,明军部署全乱,白广恩等部也只好逃走。

高杰奔延安,白广恩奔固原,高汝利奔汉中,众将各自散去！

孙传庭知大势已去,遂操刀上马,亲率亲丁数百人冲入阵中,当场战死！

"传庭死而明亡",大明最后的支柱,就这样倒下了。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说的就是孙传庭这样的人吧。

作为"独木",孙传庭显然是合格的。

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极短的时间内,练成强军,使其能在正面交战中屡破自成。

在军事指挥上,传庭或设伏用奇,或阵而后战,都能压制李自成。

遗憾的是,"大厦将倾"。

崇祯对战争全局的指导,使传庭始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

传庭或是只能带着"新募之兵",或是在粮饷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击,始终徘徊在危险边缘。

尽管传庭在战术上作得比较出色,但由于战略上被动、冒险,始终风险极大！

而大明已丧乱的组织,又使传庭这个兵部尚书根本无法控制风险。

左良玉逗留不进,使传庭夹击部署无法实施；豫兵莫名其妙的混乱,使传庭自己操练的秦兵也陷入混乱、溃败···

孙传庭,始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只是,站在即将倒塌的大厦之下,其悲惨的结局无法避免。

由网友 公子无忌shy 提供的答案：

孙传庭是明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自山西代州,是一位极有谋略的文官。崇祯九年,出任陕西巡抚,在榆林训练了明朝最后一支精锐,号称"秦军"。

曾在子午谷率兵伏击闯王高迎祥,经过四天激战,击溃农民军,俘虏高迎祥。崇祯十一年,因清军进犯北京附近,卢象升战死,与洪承畴一起被调往北京协助防守。

崇祯十二年,与崇祯的宠臣杨嗣昌政见不和,反对将陕西军留驻在京畿,被杨嗣昌陷害,被脑残皇帝崇祯下入诏狱,等候发落。

崇祯十五年,大明王朝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终于被崇祯糟蹋一空了,面对在中原地区不断壮大的李自成势力。

朱由检终于想起了还在牢里的孙传庭,幸亏没脑子发热给杀了,于是朱由检派遣孙传庭前往河南救援被围的开封。

三年时过境迁,李自成发展壮大

崇祯十一年,在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等人的联合打击下,李自成的农民军全线溃败,大部被歼灭。李自成仅率领十七名手下,逃到了商洛大山中,躲避官军追捕。

此时正赶上清兵进入京畿附近,救援北京的卢象升,因为被杨嗣昌和高起潜排挤,在巨鹿阵亡。清兵撤退后,朱由检连续抽调孙传庭、洪承畴进入京畿防守,这样压在李自成头上的三座大山全没了,农民军获得喘息之机。

崇祯十二年,在大山中休整结束,率领数千人杀入中原,趁明军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的时机。中原因为连年战乱,大量饥民流离失所,李自成的农民军迅速补血壮大。

李自成在不断攻略州府的时候,采纳李岩的建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获得大量底层农民的支持,农民军迅速壮大到几万人。

自此李自成的农民军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有了指导思想的农民军摆脱了以往流贼的习气,李自成的部队更加有韧性了,而且很快训练出了精锐的中坚骑兵力量。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克洛阳,将福王朱常洛做成"福禄羹",平息饥民的怨气。搜刮福王府的大量金银财富和粮食物资,开始赈济灾民,大量扩充实力。之后李自成三度围困开封城,中原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柿园之战,明军先胜后败

孙传庭出狱后,在襄城之战中,明军因各部直接的相互猜疑,湖广军主将左良玉一心保存实力,甩开救援的陕西军,导致明军大败,陕西总督汪乔年战死。

崇祯任命孙传庭为新任陕西三边总督,这一个明朝死亡率仅次于辽东总督的职位。孙传庭到任后,屁股还没坐热,崇祯就火急火燎地催促他出兵,救援开封,与农民军作战。

孙传庭在陕西收拾残兵,经过短期休整逐渐积累起一定的战力。朱由检发扬了赵构的十二道金牌精神,不断催促孙传庭出兵进入中原。

孙传庭不敢违逆朱由检的命令,带着新招募的士兵出陕西作战。明军一路偃旗息鼓,悄悄行军,偷偷接近农民军,准备打李自成一个措手不及。

到了河南郏县,明军与农民军接战,孙传庭命令明军分左中右三部分,设下埋伏。派出牛成虎率前军挑战农民军,以诱敌深入。

明军与农民军交战不久,前军就佯装战败,开始疯狂撤退,将农民军引入包围圈。明军大举杀出,李自成大败,向东逃窜,明军追杀三十多里。

明军虽然获胜,但是此时的明军,尤其是陕西军,其穷酸程度,比李自成都不如。一来大部分都是新兵,经验不足,二来补给缺乏,千里行军的明军又累又饿,无法再出击攻打李自成,扩大战果。

但是李自成虽然初战失败,但是并未损失根本,被杀的也都是炮灰罢了。在明军趁胜利打扫战场的时候,李自成率领闯军杀了个回马枪,明军难以抵挡,孙传庭大败逃回陕西。

此战因为明军将士粮草供应不足,士兵只能采摘没有成熟的柿子充饥,因此被称为柿园之战。

汝州之战,孙传庭全军覆没

孙传庭在柿园之战失败后,退回陕西舔舐伤口,积蓄力量。开始到处招兵买马,积极恢复陕西地区的发展生产。经过大半年的时间,积累了十万新军,还编练了一批火车军,二万辆装载火炮的战车。

在孙传庭在陕西积累力量,意图雪洗前耻的时候,崇祯大帝朱由检又开始抢戏了。连续给孙传庭加封官职,并且赐予已经让好几个人送命的尚方宝剑,一副急吼吼想让孙传庭送命的架势。

八月,在朱由检一再催促下,孙传庭不堪其扰,只得从西安出发,统帅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将,率领十万大军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与李自成作战。

李自成也感觉到这是与明军的一次决战,极为谨慎,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又是郏县,李自成算是认定这是自己的福地,明军的坟墓了,因为这里距离关中遥远,明军补给困难,对农民军更加有利。

九月十四日,明军与李自成在郏县激战,明军攻势猛烈,农民军很快就抵挡不住了,纷纷逃跑,明军紧追不舍,李自成都差点被俘虏,农民军一直逃到襄城,才勉强止住颓势。

也许是朱由检作孽太多,老天都不想让他赶紧死吧。明军追到襄城后,眼看再加把劲,就能再破李自成,生擒或者俘虏都有可能。结果突然下起大雨,连下七天,一盆凉水把明军的热情全浇灭了,后方补给断绝,城外的明军苦不堪言。

这时李自成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派遣刘宗敏率领一万骑兵,绕道明军后方,截断明军的粮草。同时在正面,摆出一副与明军决战的架势。

李自成这些小把戏,无法迷惑孙传庭,他知道这样下去,明军很快就会崩溃,决定回师接应粮草。但是怕撤退时被李自成追击,把主动的撤退变成被动的溃败,于是留下河南总兵陈永福率军留守明军营寨。

陈永福的部下,看到孙传庭率领自己的嫡系陕西兵撤退了,认为自己被留下当替死鬼了,于是跟着陕西军一起走。明军部队顿时大乱,李自成抓住机会,全力进攻,明军全线溃败。

孙传庭率军逃到南阳才缓过来,于是组织军队应战李自成大军,双方展开激战。

李自成布下五层战阵与明军交战,明军连破三层阵型。第四层为李自成的本钱精锐骑兵,明军一时难以攻克。明军成也火器,败也火器,首先招架不住的就是白广恩的火车营,率先溃败,一处被破,全线溃败,明军开始溃败。

农民军倾巢出动,开始追杀明军,穷追不舍,一天一夜追杀四百余里,明军被斩杀达四万多人,武器辎重损失殆尽。

经此一战,孙传庭的十万大军基本全军覆没,其余未战死的明军也逃的逃,伤的伤,已经没有再战的力量了。李自成趁机攻下潼关,孙传庭战死,其余大部投降。

孙传庭为什么会失败呢？

其实不论是柿园之战,还是影响更加深远的汝州之战,明军败得都极为可惜,都有很大的胜利机会,但是明军又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彻底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足,因为朱由检的"助攻",而应战仓促。两次作战,都是孙传庭新近招募,训练不足半年的新兵,他们与普通的农民军作战,没有问题。

但是与李自成属下的精锐骑兵,就差太远了,这些农民军都是经年老匪,作战经验丰富,打仗韧性极强,战场求生技能也高,陕西军失败,主要还是经验不足。

第二个问题是明军的后备补给太差,这个是由战场环境决定的,经过三年的经营,河南地区已经成为农民军的大本营,能抢的能搜刮的,都被李自成抢完了。

可以说这时的河南已经不是大明朝的江山了,而孙传庭出关作战,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朝廷支持不足,或者是运输困难,最终都出现了士兵又累又饿的情况,这是战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明军剿抚战略的失败,导致明末出现了一大片骑墙派将领,随着卢象升、洪承畴等人或战死,或投降清军,真正在剿匪中立下战功的人都已经或死或投降了。

留下的都是一地垃圾,这些将领大都是在流寇势力强大时投降流寇,流寇被击退后,投降明军,试问他们作战的时候会拼尽全力吗？

最后,崇祯是一个蹩脚的管理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欺软怕硬的垃圾,对听话的能干的下属,往死了折腾,往死了用,最后全死了。

对那些阳奉阴违,把他的圣旨当擦屁股纸的人,各种跪舔和加封,以后一个个尾大不掉,全都投降了。

像左良玉这种,让他在孙传庭之前和李自成拼消耗,给孙传庭机会好好训练新军。大不了左良玉也造反,那朝廷的钱粮还剩下给孙传庭呢,结果不会更差了,所以明朝灭亡,朱由检绝对是功勋卓著。

由网友 Mer86 提供的答案：

孙传庭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崇祯大帝。

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传庭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聚歼起义军,打得李自成仅率18骑突围而走。

在当时,陕西境内的义军基本被扑灭,如果再加一把劲,不说能逮住李自成,最起码朝廷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失去对时局的掌控。

然而,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大帝的命令下来了。

崇祯十一年八月,多尔衮率清军从密云突破长城进入关内,由于大帝的瞎指挥（派一个太监去监军）,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以致京城戒严,再无人能迎战清军。于是大帝紧急从各地抽调精锐进京勤王。而孙传庭和洪承畴都在被征招之列。

对于进京勤王,孙传庭没意见,但是他反对把陕西精锐留在京师。因为他认为如果把陕西精锐留下,用于守卫蓟辽。那么李自成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之前的努力也全作废了。

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

但是,崇祯大帝在杨嗣昌的影响下,对此提议据不理会。他认为闯贼不足为患,朝廷花点钱安抚就好了,清军才是大敌,他要留着中原精锐出关打大仗。

崇祯大帝这一骚操作的结果,就是中原精锐就都留在了蓟辽,起义军余部也因此获得了喘息之机。而孙传庭则因为不满,想引病告休,惹得大帝大骂,不仅被贬为平民,而且还被关进了大牢。

半年后,河南大旱,流民高达百万,李自成见机,从陕西杀向河南,很快就拉起了一支十多万人的部队。孙传庭此前的预言,果然得到了应验。

按道理说,义军死灰复燃,朝廷自然就得精锐去剿。然而,崇祯大帝此时却没兵可派。

为什么呢？因为同一年,皇太极命济尔哈朗和多铎包围锦州,关外告急。崇祯大帝在审时度势后,认为先救锦州要紧。

为此,他令洪承畴为援锦统帅,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和吴三桂八位总兵及步骑十三万出关,会兵于宁远,解锦州之围。

所以此时,他手上自然也就无兵可派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这是明朝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堪称是转折之年。

在这一年,洪承畴的援锦大军被皇太极打得大败,53783人战死,数万人被俘,13万精锐仅有吴三桂一支保存了下来。

而在中原战场,被抽调了精锐后,明朝的地方部队根本打不过起义军,李自成的人马越打越多,而明朝连续两任三边总督（傅宗龙和汪乔年）则都战败而死。两年前与孙传庭抬杠的杨嗣昌直接因此气死,为他当年的愚蠢买了单。

连续击败明军,起义军在河南、湖北一带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今非昔比,可谓是鸟枪换炮。而朝廷则失去了对中原的掌控。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崇祯大帝闻之震惊,因为开封要是守不住,义军顺势向北,京城也会受到威胁。而此时关外已经惨败,清军压境,京城已无法再承受两面夹击了。

于是崇祯终于想到了监中的孙传庭,重新启用他,并在不给钱粮的情况下,令他率几千兵马驰援开封。

然而前面已经说了,义军此时鸟枪换炮,早已不是当年的流寇部队。

孙传庭还没到,义军就在朱仙镇之战中歼灭了明军十八万人,左良玉率领明军残部狂逃几百里,军心士气涣散到了极点。所以孙传庭的这次"救火",必然是凶多吉少。

面对这种危局,孙传庭向崇祯大帝请求,希望大帝能给钱给人,并宽限他一段时间,让他练出精兵后再去迎战李自成。

然而孙传庭的合理建议却遭到了大帝的无端揣摩。大帝就像当年逼洪承畴一样,逼迫孙传庭率编练未成的军队出战,孙被迫无奈之下只好出战,结果在柿园之役被打的惨败。

PS：柿园之役,孙传庭的指挥没问题,明军战败是因为军纪不严。初战击败义军后,食不果腹的新募明军争相抢夺战利品,导致行军队列混乱,被义军顺势反击打败。

之后三个月时间,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平贼将军左良玉又先后在南阳和襄阳被李自成的义军击败,河南战事糜烂到了极点,已无可救药。崇祯大帝对此颇感不满,他又一次逼迫孙传庭出战（因为已经没人了）,并严厉训斥了孙传庭的整军备战请求。

当时有不少明军都投降了义军,而孙传庭在大帝不给钱粮前提下,要自募军费兵马,必然少不了要拿关中士绅开刀,逼他们捐钱捐物。再加上大帝本就不信任孙传庭,所以当关中士绅造谣孙传庭养寇自重后,大帝怕孙传庭不受节制,便下手敕催战,逼得孙传庭无可奈何。

对于大帝的不合理出战命令,兵部侍郎张凤翔屡劝不止,他希望大帝冷静,说孙传庭是唯一的希望,皇上没家当可败了,孙传庭不可再轻动。

孙传庭也飞书京城,言辞恳切的说：李自成靠不纳粮的口号吸引百姓投靠,但他却不恢复生产,就知道抢富户。只要我们坚守不出战,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用不了五个月,就会断粮。而断粮后,必然是军心涣散。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计守潼关,待他们军心涣散之后,再出击。

然而,大帝以钢铁般的意志拒绝了这些凡夫俗子的愚昧之见,坚决逼迫孙传庭送死。

结果,崇祯十六年七月,孙传庭被迫出关与李自成决战。

这一战不用多说,两个字——惨败。最后的四万精锐灭了,孙传庭本人也身死战场。

事后,大帝懊悔不已,但他本人又不愿意承担催战失利的责任。于是他就下了一道非常败人品的圣旨——以"诈死潜逃"为借口,把大军战败的罪名都扣在了孙传庭头上。而大帝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也很快遭到了报应。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大军进抵山西,没有一个明朝统兵大将再愿意出战。吴三桂在山海关坐视观望,左良玉在武昌也是坐视观望。没有人愿意为大帝背黑锅。大帝最后殉国时,身边除了一个老太监,再没人了。

由网友 纪元的尾声 提供的答案：

两场大雨,一个郏县,让本该成为明末救星的孙传庭败亡在李自成的手里。

所谓两场大雨,乃是崇祯十五年以及崇祯十六年发生在郏县的两场大雨,这两场大雨,直接改写了孙传庭和李自成彼此的命运,更巧合的是,大雨和李自成反败为胜的发生,都是在郏县,这个小小的郏县,似乎是孙传庭命里过不去的一个坎。

孙传庭祖上本是军户,假如孙传庭是"直系血脉",那么因为军户的身份反而还考不了科举,而孙传庭的六世祖孙凤因为"家道中落"便立下了孙家子孙要"读书出头"的家训,这个家训到了孙传庭这一代时,终于发扬光大。

万历四十七年,孙传庭中进士,与他同科进士的还有后来同为大明"支柱"的袁崇焕,这一年的进士,也相当给力。

孙传庭也好,袁崇焕也好,他们都是以文政转武略的,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大明最后一批文人抑武策略下最有成就者,崇祯八年,孙传庭便组织家丁击退了金兵,于是在崇祯九年,已经"无人可用"的崇祯帝立即任命孙传庭为陕西巡抚,让孙传庭剿灭西北的农民军起义。

这是孙传庭崛起的开始,但可笑的是,孙传庭被"委以重任"乃是被吏部尚书谢升暗算导致的,虽然孙传庭并不反感去剿匪,可除了孙传庭以外的文人,被谢升如此暗算,大概率是凶多吉少。

朝廷内斗严重,天下内忧外患,这就是崇祯时代的大明现状。

到了陕西后,孙传庭仅拿着崇祯给予的六万两银饷起家,六万两能做的事情不多,但孙传庭要完成募兵、练兵、武装、剿匪等一系列工作,要说崇祯有思路,确实没错,但崇祯就是个混功劳的皇帝,大局观不错,小细节惨不忍睹。

可地狱般的开局又如何,孙传庭是读过书的,而且是读书人里的佼佼者,一般的文人风花雪月,出众的文人忧国忧民,顶级的文人文武双全,孙传庭属于最后一档,面对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军,孙传庭简直是"降维打击"。

不久后,孙传庭得三千精兵,将商洛地区的农民军势力张显消灭了,这一战算是祭旗,而孙传庭的目光放在了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闯王"身上,注意,这个闯王还不是李自成,而是李自成的上司高迎祥。

崇祯九年七月,受命担任陕西巡抚才三个月时间的孙传庭就配合着卢象升拿下了高迎祥,高迎祥栽在孙传庭的手里,这是众人没想到的,而孙传庭也因为俘获高迎祥被崇祯大力褒奖。

拿下了高迎祥后,孙传庭已然成为了大明的一颗新星,而起义军方面,因为"闯王"的陨落,很多农民军首领看不到未来,于是乎便被孙传庭各个击破,大多数都是归降了,而倔强的"闯将"李自成则是和孙传庭死磕到底,一次次被围剿,一次次逃生,就是不投降。

张献忠投降了,罗汝才也投降了,可李自成信念坚定,他最落魄的时候,就是被孙传庭杀得仅剩下十八骑,最终不得不钻进商洛山藏匿,而孙传庭没准备放过李自成,正准备进山围剿的时候,一个改变命运的事件发生了：

大清第五次入塞。

相比狼狈的李自成,崇祯九年时的大清让崇祯畏惧,特别是大清的皇帝皇太极,这是一个心机和智慧都远超自己的人,所以当清军入塞,崇祯立即发出勤王令,围剿李自成的孙传庭和卢象升只能赶回北京保护皇帝。

也是这一次清军入侵,让卢象升在巨鹿战死,卢象升死后,大明朝野震动,因为卢象升被视为大明的顶梁柱,所以在他殉国后,同样和清军作战且连连取胜的孙传庭被推举接任卢象神的重任,担任总督之职。

卢象升的位置就像是烫手山芋,因为卢象升在数次失败后,核心部队早就打光了,崇祯美其名曰让孙传庭"总督兵马",其实孙传庭就跟光杆司令差不多,所以要想当好总督,孙传庭还是要自己练兵然后再带兵杀敌。

孙传庭用很短的时间恢复了一大部分军事力量,可当孙传庭底蕴开始"变厚"的时候,大明朝廷就有人攻击孙传庭了,以内阁首辅刘宇亮为首的文人们弹劾孙传庭,指责孙传庭拥兵自重,始终不出兵讨伐清军,可事实上,孙传庭还在加紧准备着,这些指责都是无稽之谈。

但刚好孙传庭又得罪了高起潜的将领祖宽,于是孙传庭承受了来自于高起潜、刘宇亮的攻击,后来兵部尚书杨嗣昌也加入了对孙传庭的弹劾,孙传庭一看双拳难敌六手,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于是便趁着生病暂时性失聪向崇祯"请假",理由就是自己聋了。

本来崇祯还不信,还派人去查看,但回来得到的结果都是孙传庭真的聋了,崇祯无奈只能答应孙传庭的请求,可不久之后,高起潜和杨嗣昌等人咬定孙传庭是装的,就连崇祯派去查明真相的御史的报告都否定了,可爱的崇祯皇帝一听有人骗他,便气不打一处来,立即下令逮捕孙传庭。

就这样,孙传庭蹲了三年大牢。

孙传庭不知道的是,就这么三年,足以让他和世界脱节。

三年牢灾,孙传庭的悲哀。

在孙传庭蹲大牢的时候,商洛山有一伙子人钻了出来,他们不再是衣衫破旧的单骑,而是人头攒动,远远看去乌泱泱一片的大型农民军,至于拉拢并且打造他们的人,就是数年前那个狼狈的李自成。

李自成虽然差点被孙传庭绝杀,但李自成却活在了一个"好时代",大明此时内部烂得不能再烂,天下的土地,宗室亲王占据了七成,而军户和军队屯田占据了两成,老百姓们仅靠一成土地吃饭,可想而知,哪个百姓能吃饱？

王府有者十七,军屯十二,民间仅十一。——《明神宗实录》

崇祯有心挽救大明,但弄半天连宗室吸血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大明的乱,既是崇祯帝无奈的根,也同样是他政治路线错误的苦果。

可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只要失去土地的百姓够多,饿肚子的百姓够多,李自成的势力就会不断扩大,随着李自成采用李岩"均田免赋"的旗号后,农民起义军暴涨,李自成也开始了用人海战术堆经验的疯狂"练级"模式。

大明朝廷或许一战打死农民军五千人,但李自成第二天又能拉来一万人,这种不减反增的局面让负责剿贼的熊文灿、杨嗣昌等人想吐,而攻打一个不会倒下的敌人,对士气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大明军队后来渐渐就压制不住李自成了,当李自成活蹦乱跳的时候,崇祯想起了孙传庭。

这也是崇祯最大的毛病,他明知道一些人才有用,但就是非要耍耍军威,所幸孙传庭还是很忠心的,当即表示让他出山,李自成还得被打进山里。

其实孙传庭没有吹牛,只是他不知道,今时不比往日了。

首先,李自成的人数暴涨,连续吞并了各大起义军势力,再加上毫无人性的纳新,李自成声称大军人数高达"百万",这数虽然有些虚,但也相差不多了。

其次,孙传庭没有了像卢象升一样的好队友了,几年前把高迎祥俘虏,也是全靠卢象升把高迎祥的生路堵住了,失去了得力的队友,仗是非常难打的。

崇祯十五年,孙传庭被崇祯帝赦免出狱,立下军令状以五千精兵拿下李自成。

此时的李自成刚好在围攻河南的开封,而李自成在围攻开封之前,已经攻陷了洛阳,就连万历帝最宠爱的儿子朱常洵,都被李自成杀掉并且用一口大锅煮掉了,李自成吃了一个亲王的事迹一出,对大明官军的威慑力直线上升,孙传庭对这一切才后知后觉。

虽然李自成数次围攻开封都没有拿下,但是李自成却打下了襄城,并且继前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之后,又杀掉了新的陕西三边总督汪乔年,这就等于李自成两度除掉了朝廷针对他的所设的最高军事长官,所以当孙传庭被崇祯任命为新的陕西三边总督时,孙传庭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他向崇祯提出需要新练兵两万,并且要朝廷拨饷银百万,而崇祯看到孙传庭"变卦"感到非常不满,他也没有考虑过孙传庭当时称用五千精兵就能拿下李自成的可行性,所以当孙传庭再度加码时,崇祯又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

一个月必须出潼关剿匪！

帝省章大怒曰："卿面奏云何,而前后不雠？努力练所发兵,足饷一月即卷甲出关,毋得逗挠取咎也"！——《绥寇纪略》

在崇祯的眼里,孙传庭就是来"勒索"他的,只不过崇祯帝只能被勒索,因此他也提出了他的要求,你孙传庭拿了我这一百万饷银,也必须在一个月内练好两万兵马并且出兵对付李自成,崇祯丝毫不知道,他的这个想法,直接造成了孙传庭的一系列悲剧。

到了崇祯十五年六月份,崇祯帝数次通过监军苏京催促李自成出潼关缴费,而孙传庭多次禀报崇祯,新兵尚未成熟,难以出战,可崇祯就以为这是孙传庭"吃空饷"的借口,便逼着孙传庭立即出战。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数百年前,大唐名将哥舒翰镇守潼关防御叛军安禄山,可唐玄宗却始终不相信哥舒翰的"坚守战略",逼着哥舒翰出兵潼关,最终导致哥舒翰在潼关被安禄山击败,长安因此失守,唐玄宗只能逃亡四川。

崇祯的短视带来的结果也是不言而喻的,孙传庭出兵后,率领大军达到郏县,并且让手下的将领左勷、郑嘉栋、高杰率领三军并设下埋伏,另一个前军将领牛成虎以诱敌深入之计将李自成的大军引入埋伏中,最先在郏县挫败李自成,这一战包围了李自成主力,让李自成陷入了困境,如果战果就维持在这一刻,那么孙传庭是可以因此战封神的。

可孙传庭的兵法给力,新兵的素质却跟不上。

兵除了讲究战斗力：需要勇猛以外,同时还需要严格的"军纪"来约束,而孙传庭所带的新兵,大多数都是没饭吃、为了饷银而来的,说白了,他们穿上官军的军服就是明军,穿上义军的军服就是匪军,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

李自成是匪中之王,自然懂这个道理,恰好在两军交战的时候,郏县下起了大雨,这一场大雨让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李自成趁着道路破损且战且退,在退的时候,李自成让手下的士兵将大量的财报、银两撒在地上,孙传庭在追杀李自成的大军顿时眼里冒光,便不管李自成军,忙着捡钱了。

这一景象让孙传庭勃然大怒,但孙传庭的阻止根本没用,没人听孙传庭的话,另一方面,正在逃跑的李自成眼看明军如此愚蠢,便杀了个回马枪,一下子把明军打得大败。

此战,最终还是以明军"反胜为败"告终,注意,是反胜为败,这也是改变孙传庭命运的第一场大雨,发生在郏县。

经过郏县之败后,孙传庭避开了李自成的锋芒,选择恢复实力而不是和李自成死磕到底。

虽然在郏县大败,但孙传庭并不是没有收获的,他洞悉了李自成的弱点,于是继续招兵买马,甚至是出钱创新新武器,就在这一次备战的时候,孙传庭发明了一种装载着火炮的战车,这种战车既能发射火炮,又能装载士兵,而且还储放着大量的军服和粮食,当时称之为"火车",这种车多达两万辆,组成了火车营。

火车营,是孙传庭克敌的杀手锏,就在孙传庭紧密准备这些兵器的时候,意外又发生了。

当时为了练兵炼器,孙传庭手头上的钱已经花完了,而向朝廷要钱,崇祯也没有钱可以给,于是孙传庭只能当"军匪",频频向陕西当地的地主出手,事实上这些地主赚的都是剥削百姓得来的不义之财,所以孙传庭拿得也理直气壮。

也是孙传庭的索要行为,让陕西的豪族们感到极度的不安,因此豪族们的"保护伞们"纷纷向崇祯施压,逼着孙传庭出战,甚至还有人说孙传庭"养寇自重",而崇祯听了还信了,于是又故技重施,逼着孙传庭出战,孙传庭迫于崇祯的施压,只能答应朝廷,失势出兵。

而在出兵前,孙传庭自己都坦白了,其实心里根本没底,但已经被逼到这个份上了,只能搏一把：

"雅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

这一战,孙传庭带着十万大军决战李自成,而孙传庭来势汹汹,李自成也严肃应战,与此同时,李自成也知道孙传庭备战仓促,根本没有充足的军粮跟进,于是李自成坚壁清野,包括留在"唐县"的起义军家属都只是李自成留下的诱饵。

而李自成的目的,就是将明军引入郏县,希望在郏县再次击败孙传庭。

当明军和李自成军在郏县会战后,明军率先取得连胜,李自成的精锐虽强,但终究敌不过孙传庭所练出来的兵,而李自成这一次也差点被明军擒获,可李自成不慌,他知道要击败孙传庭,需要的是拖垮毫无准备的明军。

果不其然,在几次连续的小胜之后,明军的补给就跟不上了,此前在唐县大开杀戒的明军根本没有获得任何补给,就在明军危难之际,郏县,又下起了大雨。

大雨来得很不是时候,但对于李自成来说,却正是时候,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不堪,孙传庭的补给线变得绵长且缓慢,正是这个时候,李自成派出刘宗敏带着一万骑兵切段孙传庭的粮道,在前线作战的孙传庭深知追击李自成无望,便只能带着大军回去先阻击刘宗敏,因此他留下河南总兵陈永福留守郏县军营,自己率领主力返回。

而此时的陈永福和一众留守的明军却以为孙传庭要抛弃他们,忽然发生兵变,不顾孙传庭的命令,一起跟着后撤,当李自成看到明军居然"无缘无故"溃败时,顿时大喜,立即派出大军追杀明军,这一次追杀就是一边倒的屠杀,最终在汝州绝杀明军,斩掉了明军四万人之多。

这一次的大雨和郏县,再次给孙传庭带来深深的挫败,经此一战,孙传庭知道,他再也不能战胜李自成了,带着仅仅不到四万的明军,孙传庭坚守明知道已经守不住的潼关,最终在崇祯十六年十月六日被李自成攻陷潼关,孙传庭以身殉国。

孙传庭失败后,大明很快也吞掉了北京,而孙传庭的失败,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失败,甚至与他个人无关,完完全全是这个时代、大明环境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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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由网友 公子霜尘 提供的答案：

孙传庭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及第,不久出任永城县县令。到了崇祯继位,曾任顺天府丞,后官至陕西巡抚,与洪承畴一起成了明朝对付农民起义军的两支中坚力量。孙传庭最大的功绩是在子午谷的黑水峪抓住闯王高迎祥,并将其押往北京。闯王高迎祥后被崇祯皇帝处死,这是1636年发生的事情。由此导致了：

1、导致农民起义军的内部分裂。原本属于闯王高迎祥一部的张献忠,另立门户,自己单干,建立了大西政权；

2、闯王高迎祥部下李自成收拢残部,成了新一代闯王。

本就兵力不足的明朝,眼见农民起义军受到重创,可以缓一口气,便将镇压的军队调回北京,应对大清军队的进犯。在用兵问题上,孙传庭与时任兵部尚书杨嗣昌发生分歧,《明史 孙传庭传》记载"传庭愠,引病乞休",反而遭到杨嗣昌弹劾,结果被崇祯贬为庶民,关进监狱。

直至1642年,张献忠破襄阳,杨嗣昌兵败自杀,崇祯皇帝才想起释放孙传庭,命其出任兵部右侍郎兼三边总督。回到根据地陕西的孙传庭,定下了扼守潼关的计策,重新招募军队,厉兵秣马,打造可载火炮的兵车,进可阻挡敌方骑兵,退可形成车阵用以防守；其次开展屯田,积累粮饷。

次年,崇祯提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督师七省军事,并赐予尚方宝剑。从时间上看,应该是明朝对军在辽东战场的失利,洪承畴投降大清,崇祯在对付农民起义军已不容有失,而加重孙传庭的权重,否则,明朝同时面临两个战场,后果不堪设想。

作为主帅的孙传庭比谁都清楚,军队刚招募,战斗力尚待提升,此时只宜坚守潼关,伺机而动。但权重加重,随之而来的是来自崇祯催促的压力。这个也可以理解,崇祯是想尽快结束对农民起义军的用兵,如此抽兵北上,应对大清军队的军事威胁。另外,孙传庭这支军队待在陕西不走,消耗当地粮饷,这个是百姓和当地官员所不愿意看到的,于是便制造出"秦督玩寇"的声音。

两者叠加,孙传庭一咬牙一跺脚,"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很显然是被逼无奈,同时也知道皇帝的秉性,孙传庭不愿意面对,崇祯将其再次投入监狱的局面。出征前,孙传庭在关帝庙前誓师,希望借关公之力保佑,能增加"知往而返"的概率。

起初也证明关帝庙前誓师,还是有效的,接连收复了李自成占领的许多州县。无奈的是,关公保佑持续时间过短,事后看来似乎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的诱敌深入。随着战事的深入,孙传庭担心的事情发生了,发不出官饷。估计当时崇祯给的6万两"私房钱"早也已用光,由此表现出新招募的兵丁的缺点,军纪很快涣散,军中发生了哗变,虽经过孙传庭的挽回,暂时平息,却也埋下了军心涣散的伏笔。

重压之下,孙传庭只好与李自成速战速决,两军在郏县与襄城之间的地带对垒。很快孙传庭部陷入农民起义军的包围之中,高杰部率部仓皇逃跑。需要特别提一下的是高杰的前任贺人龙,其本是明朝镇压农民起义的一员悍将,被农民起义军称为"贺疯子"；所到之处,起义军望风而逃。正是这么一员悍将,在1642年崇祯皇帝命孙传庭将其逮捕杀害。可见,崇祯自毁长城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是有个过程的,他是一段一段,毁掉自己家长城的。

高杰部这边一撤退,本就军心涣散的孙传庭部阵脚大乱,苦心经营的火车营全部灰飞烟灭,精锐损失殆尽。孙传庭收拢残部,退守潼关。李自成乘胜追击,攻破潼关,孙传庭终因寡不敌众,战死沙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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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友 历史笑春风 提供的答案：

孙传庭字伯雅,又字白谷,山西代州人。他本是进士出身,由于明末的战乱局面,他投笔从戎,成为一方名将,力挽明朝危局。在崇祯年间,他主要的对手是农民起义军。

他在陕西巡抚任上,编练秦军,并率领他们作战。在和农民军的作战中,他屡次获胜。闯王高迎祥就是被他击败生俘的。在随后的战争中,孙传庭基本剿灭了陕西的农民军,其中的李自成失败后只率领十八骑逃走。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卓著的将领,并没有得到崇祯皇帝的信任。在孙传庭和杨嗣昌发生矛盾的时候,崇祯皇帝听信杨嗣昌的谗言,将孙传庭下狱。孙传庭坐牢三年,两耳耳聋。直到李自成进入中原,形势变得不可收拾的时候,崇祯才又把孙传庭放出监狱,再次起用了他。

崇祯十五年,孙传庭接任三边总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在陕西整顿军队,积极准备和李自成的军队决战。在此后,孙传庭和李自成发生了两次大的战役。在这两次战役中,孙传庭都给了李自成部沉重打击,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

第一次战役是冢头之战,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九月。这个时候,李自成正在经略中原。为了救援开封,孙传庭率领陕西军兵出潼关。李自成联合罗汝才一起西进迎战,双方在郏县会战。

在这一次战役中,孙传庭预先设下三重埋伏,派牛成虎一军佯败诱敌。李自成的部队先到,中了孙传庭的埋伏,被打得被迫东撤。李自成在撤退的时候,沿路抛弃衣甲财物,扰乱明军的队形。

等到了冢头附近,罗汝才率军赶到。李自成和罗汝才趁明军混乱之机,联合反攻。明军大败,孙传庭率领陕西军退回陕西。

第二次战役是孙传庭和李自成最后的决战,战场依然是在郏县,因此被称为郏县之战。这次战役发生在崇祯十六年七月。

在上一次冢头之战失败后,孙传庭认为自己的军队不是大顺军的对手,而且未经训练。所以,孙传庭在陕西坚守不出,一心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以备和李自成决战。

而李自成则吞并了罗汝才的军队,在襄阳建立了政权。他准备下一步夺取关中为业,再东进夺取北京。而崇祯皇帝则急于收复河南,接连下令逼孙传庭出关与李自成决战。

孙传庭本不想出关,可是由于崇祯的严令,孙传庭只得听命。史书记载,（孙）传庭顿足叹曰："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也。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

孙传庭在陕西打造了大批"火车",在车辆上架设火炮火枪。这一次出兵,孙传庭带了两千辆,以之作为军队的核心。李自成得到孙传庭出关的消息,便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战术,将军队隐蔽在襄城、郏县之间等待战机。

但是,在这个时候事情出现了变故。李自成杀罗汝才吞并他的军队,原罗汝才的部下里出了叛徒。大顺军的都尉李养纯叛变,向孙传庭泄露了李自成的军机。孙传庭按照李养纯的报告,改变战术,寻找李自成的要害攻击。

在九月八日的战斗中,孙传庭在宝丰、郏县间打败了李自成的军队。接下来,孙传庭不待粮车到达,就急进夺取了宝丰、郏县和唐县。但是,这个时候李自成已经坚壁清野,在襄城严阵以待。

孙传庭前进不能,而且粮道被李自成的骑兵切断,陷入了绝境。双方在对峙五日后,明军因为无粮,在撤退中全军崩溃。李自成的军队一日一夜追击四百多里,明军死亡四万多人。最终,这一次战役以孙传庭部大败而告终。

孙传庭和李自成的两次战役都是先胜后败。尤其是在最后的决战中,孙传庭在初期的大胜后,遭受惨败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孙传庭的失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战役准备不足。孙传庭出兵都是不自愿的,这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军队未加训练,准备不足。这样的军队,在没有足够的后勤保障下,去和优势的敌人作战是没有胜算的。

二是作战形势不利。在出兵之前,罗汝才的降将就向孙传庭提议,不要出关。这是因为战区赤地千里,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粮食储备。如果孙传庭不出兵的话,李自成也只能出兵关中,这样攻守异势,情况会好得多。如果孙传庭出关,那么他就要在无粮区作战,后勤压力很难解决。

三是孙传庭在初战告捷之后,心生骄意。孙传庭在刚出关的时候,作战指挥还是慎重的。在手下的奋战下,尤其是罗汝才的旧部的协助下,他意外的获得了李自成部的机密。这使得他初战告捷,取得了优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孙传庭没有冷静的考虑战局,当时依然是客地作战,形势不利。孙传庭却孤军冒进,不顾自身的粮车未到。结果在对方的坚壁清野之下,进退两难。最终因为无粮,撤退时被敌所乘,全军崩溃。

结语：

孙传庭的军队是明朝在关中的最后一个主力兵团。但是,崇祯皇帝却根本不顾实际情况,强行的将它投入了战场。在具有决战性质的郏县之战中,孙传庭先胜后败,全军覆没。

孙传庭在这次战役前后,本有一定的胜机。但是,上有崇祯的威逼,下有秦中士绅的抱怨,下有不利的战场形势。孙传庭虽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未能挽回败局。明史评价说,（孙传庭）"存亡之际,所系岂不重哉！"

我是历史笑春风,欢迎大家关注我,多提宝贵意见,谢谢。

由网友 正史漫谈 提供的答案：

"传庭死而明亡矣",孙传庭——这位曾经的农民起义军克星输给李自成,看似是军事上的失败,实则是大明王朝系统性崩溃的直观体现。第一责任人,正是以勤政闻名的崇祯皇帝。

由于封建制度的局限性,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走到晚期,都会陷入综合性的困境,而明朝的危机来得尤其猛烈。

在内部,由于政治极度腐败,土地兼并情况空前恶化,皇亲贵族、地主豪绅侵占了绝大部分耕地,再加上天灾人祸的不断发生,导致千百万的农民衣食无着落、只能铤而走险求生机。于是,在天启晚期,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就拉开了序幕,随即愈演愈烈、以至于席卷了全国过半的土地,明王朝的统治基础被撼动；

而在关外,原本游荡在东北地区的后金强势崛起,持续不断地对中原进行袭扰、掠夺,对明王朝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

崇祯皇帝想要挽救局势、渡过危机,必须解决王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各种难题。然而可惜的是,以他为首的统治群体虽态度积极,但实际结果却非常糟糕,不仅未能化解矛盾、解决危机,反而导致了矛盾愈演愈烈,最终无法挽回。

纵观崇祯皇帝在位十七年的表现,我们可以用一个字来总结他的执政特点：乱。在应对大明王朝的复杂危机时,崇祯以及他的助手们毫无章法,谈不上什么大局观,而且还经常举棋不定、自相矛盾。

首先,他只盯着具体问题,却不能从全盘考虑的角度对根本动刀子。

崇祯皇帝是出了名的勤政、忙碌,他那些浩瀚的工作,实际上可以分为任免官员、对付后金、清剿起义、处理税务、赈济灾害这五大类；

然而,我们观察史料记载可以发现,崇祯帝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直围着具体的问题忙得焦头烂额,在涉及到整体宏观战略时却从没有任何思路,缺乏从全盘考虑的高度去处理问题。比如,对后金是战是和？是否应当彻底整顿税收体系？只是围剿就能彻底清除"流寇"？答案都一样：从没有明确的答案。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崇祯帝没有解决根源,只是追着问题开展工作,却发现问题越解决越多、自己越忙越乱。

其次,朝令夕改,政策没有持续性。

所谓苛政猛于虎,税收与灾荒是明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索。对于天灾,统治者也许没办法；但对于税收这种人祸,并不是明朝所独有,历朝历代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并非毫无解决办法。

崇祯自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对于"流贼",他一方面派兵围剿,另一方面尝试从税制方面加以挽救。然而,纵观崇祯六年至十五年,朝廷基本年年颁布税务政策,但却一直反复无常、朝令夕改,有时宣布追缴欠税,转头却说免除旧税,这种如同儿戏的态度,不仅没有改变老百姓的生存状态,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人们对朝廷的信任。

至于后金的袭扰,客观而言,在当时还未对明朝造成根本性的伤害；然而持续不断的被动防御,却牵扯了朝廷太多的精力、人力、物力,进一步加重了税收压力、恶化了中原地区的局势。结合汉、唐、宋初期的经验来看,最好的应对方式,莫过于与当时野心尚有限的后金讲和,以较小的代价换取和平的外部环境,腾出手来专心解决内部问题。

当时,明王朝内部并非没有这类主张,但面对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键盘侠们,崇祯却没有拿出力排众议的决心与魄力,反而被舆论裹挟着、身不由己地不断做出错误决策。

其三,明朝不缺人才,但却被折腾殆尽。

所谓"乱世出英雄",这句俗语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中国历史上从不缺力挽狂澜的人才,只是时代需不需要他们罢了。

而在明朝末期,面对空前涌现的系统性危机,卢象升、洪承畴、孙传庭、袁崇焕等名将崭露头角,甚至一度打得农民起义军近乎销声匿迹。然而,明朝廷的战略、制度不但没有成为这些人才的有力支撑,反而成了他们头上的枷锁。

比如,由于同时要面对内、外两股军事力量,崇祯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当后金骑兵没动作时,就调集部队去剿匪；中途金军来袭,赶紧调集内地的前线部队前去迎击。结果,一大批精兵强将疲于奔命,在来回折腾中被耗尽力气、士气；同时却远水救不了近火,东西两线都被抢掠一空,朝廷经济越发困难,起义随之愈演愈烈,如此形成恶性循环。

此外,明朝军队的组织存在巨大弊端。公元1639年前,孙传庭、洪承畴等一众名将都没有统一指挥前线部队的权力,只能在限定的区域内各自为战,这就让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总能找到不同防区间的死角屡屡跳出包围圈；

公元1639年后,杨嗣昌才成了前线最高指挥官,同时还颁布了为之提供政治保障的《钦定保民四事全书》。然而,由于崇祯对将领不信任、人事任命反复无常,各派系官员之间又相互掣肘,导致这一联合作战蓝图没多久就宣告流产。

因此,以上多方位的问题体现在军事上,就是这样一种怪象：在与起义军的战斗中,明军看似胜多输少,甚至还空前接近过完全胜利；然而,这些胜利的代价是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消耗,而且治标不治本,起义爆发的根源却没有解决。

于是乎,在朝廷军队疲于奔命时,农民起义军却如同扑不灭的野火一样,一有机会就再度卷土重来,甚至在一次次的锻炼、磨练中越来越强,反过来送给朝廷军队一次次的全军覆没。

孙传庭的经历,正是上述状况的直观体现。

第一阶段：临危受命,威震关中

公元1636年（崇祯九年）,被同僚排挤的孙传庭,阴错阳差地当上了陕西巡抚。上任后,他积极募兵、整顿陕西军政、重振明军战斗力,不到一个月就斩杀了据守商洛一带的农民军首领整齐王张显。

当年7月,孙传庭与上司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密切配合,彻底击溃、俘获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闯王"高迎祥,紧接着又招抚、击破了多股农民起义武装,到了下一年,关中地区基本归于安定,孙传庭由此声名鹊起。

接下来的孙传庭与洪承畴一东一西、分区配合,到了公元1638年再次取得了阶段性的大胜。当年4-8月,孙传庭陆续击败、招降多股起义军,失去了援军的李自成部则在潼关南原被洪承畴歼灭殆尽,仅率十八骑突围而走。与此同时,张献忠、罗汝才也宣告投降明廷,几乎让人们看到了平定内乱的希望。

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东北警报传来,孙传庭等人奉诏勤王,时局被彻底扭转。

第二阶段：遭受猜忌,被捕入狱

公元1638年10月,多尔衮率军大举侵扰,卢象升受命总督各路兵马,关中地区战功赫赫的洪承畴、孙传庭也被命令赴京勤王。

11月,孙传庭部经过长途奔波抵达河北,并在真定（河北正定县南）等地陆续与清军交手,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战果；然而,由于兵部指挥混乱,各军缺乏配合,明军整体陷入被动。

到了12月,卢象升在孤立无援中战死；孙传庭临危受命,被崇祯授以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之职,并赐尚方宝剑,接替卢象升总督各镇援兵。然而,此时的他,除了手下的关中兵外,实际上已无其他兵可督。

公元1639年,清军袭扰山东,由于战略上的分歧、责任上的模糊,时任保定总督的孙传庭与担任督察的内阁首辅刘宇亮、关宁总监高起潜产生了矛盾,处处遭受掣肘。但他仍坚持不轻出、严守备、伺机攻的方略,多次邀击清军,取得小胜。

其间,面对各方面的困难,孙传庭曾多次请求面见崇祯、商讨军事,但遭受高起潜、兵部尚书杨嗣昌的阻挠,难以成行；

3月下旬,因感冒导致耳朵阶段性失聪,孙传庭请辞总督一职,但崇祯认为他是心怀不忿、推诿责任,连续两次让人核实真伪；

在这期间,保定府学教谕尹三聘趁机诬告孙传庭,崇祯受杨嗣昌、高起潜等人的影响,轻易失去了对孙传庭的信任。当年七月,他将孙传庭革去职务、逮捕下狱,连派去调查病情真伪的杨一儁也被以"包庇"罪同时遭殃。

孙传庭在监狱中一待就是三年,这期间,大明王朝的问题不仅未得到缓解,反而进一步加重。李自成、张献忠卷土重来,崇祯的江山每况愈下、岌岌可危。千钧一发之际,孙传庭终于被放了出来。

第三阶段：困难重重,无力回天。

公元1642年,被崇祯释放的孙传庭出任兵部右侍郎,其后接替战死的汪乔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

赴任之后,孙传庭才发现了一个现实：在自己被囚禁的三年里,形势已经巨变——农民起义军的力量已经今非昔比,明军的腐败无能令人震惊；面对国难,权贵、豪强的自私冷血却越发肆无忌惮。面对这一残破局面,当初自己许下的"五千精锐就可以剿贼 "的许诺显得那么的不现实。鉴于曾经的部下已经在与清军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孙传庭一边筹集军饷,一边训练新兵。

但崇祯急于解救被李自成围困的重镇开封,多次催促孙传庭出关救援。10月,孙传庭只好带着训练不足、后勤匮乏的大军出关。虽然在初期以四面埋伏之计取得大胜,但由于连日降雨、粮草不济,急于争抢战利品的明军被李自成各部趁机反攻,在损失了数千人后,孙传庭率残兵奔回陕西。

回到关中的孙传庭继续招兵买马、训练军队、补充军备。半年内,局面大为改观,不仅军队士气、战斗力幡然一新,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大幅增强。

然而,由于目睹越发迫切的形势,孙传庭危机感与日俱增,这让他在练兵期间急于求成,不得不驭下严厉,动辄以军法从事；此外,为了筹备后勤物资,他经常催促当地的地主豪强为国捐献。

这就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虽然孙传庭一心赴国难,但在这个过程中却得罪了太多的人。关中豪强、权贵巴不得这位"瘟神"尽快出兵、离开陕西,于是他们造谣孙传庭之所以按兵不动,是心怀不轨、意图养寇自重,朝廷里更是议论纷纷。

面对来自各方的压力,孙传庭不得不"主动请战",于公元1643年5月率领各路大军十余万出潼关。然而在出发前,他写给兵部尚书冯元飙的信里表示自己"不欲速战,见上意及朝论趣之急,不得已誓师",即在崇祯的督促、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兵出潼关。

这一幕,跟安史之乱期间哥舒翰被逼率兵出潼关的情形惊人的相似,结果也极为类似：明军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连日大雨、条件恶劣,后勤出现了严重问题,粮道也被义军大将刘宗敏切断；孙传庭无奈之下,只好回师迎粮。然而在撤退的过程中,负责殿后的陈永福部官兵擅自逃离,当义军趁机尾随猛攻时,明军全线崩溃,孙传庭仅带着四万残兵退守潼关。

10月初6日,起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尸骨无存；戏剧的是,两天后,崇祯帝令他"戴罪收拾余兵,图功自赎"的诏书传来。

孙传庭战死后,明王朝再无可用之将、可战之兵,面对日益浩大的农民起义军,只能走向覆灭；而可怜又可恨的崇祯帝,则选择了自尽殉国。

可以说,孙传庭的曲折经历,正是明末那个系统性崩溃年代的缩影。非常时代需要非常之人,面临存亡危机的大明王朝,实际上不缺能够力挽狂澜的臣子,然而在最关键的领导者岗位上,却不具备有魄力、有手腕、有谋略的帝王,只能遗憾的走向覆亡。

由网友 这个历史很正 提供的答案：

没有完善的后勤系统,士兵拿什么去打仗,又怎么能去拼命。

孙传庭明末最后一位名将,明朝最后的顶梁之柱,自孙传庭战死以后,明朝基本上就已经事名存实亡了,朝廷没有可以调集的军队,只剩下崇祯皇帝在北京城等死了。

事实上,当时明朝其实是有三只军队的,但是能够算得上事崇祯家底的军队却只有孙传庭,其他的如左良玉,土匪军而已,成不了大气候。至于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那是他自己的荣华富贵的保证,自然不会听从崇祯的调遣,况且当时还有关外的清朝虎视眈眈。

孙传庭战死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一个完善的后勤系统。

崇祯在听到李自成称帝以后,就显得急不可耐,强令孙传庭出关进攻李自成,事实上,以孙传庭的才能手握十万大军,大哥农民军也是打得赢的,然而偏偏就是在打的正激烈的时候,后方传来消息说,粮草后勤供应不上来。

于是孙传庭下令撤军,然而偏偏是祸不单行,在后勤粮草告急以后的回军途中,又碰上了农民军。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孙传庭的军队面临着危机,无心征战,最后大败而归,孙传庭也死在乱军之中。

崇祯就是这样把他最后一支家底送上了杀场的,之后的明帝国也彻底的失去了可以翻身的希望了。